与日本文化经济有关的4个问题

2025-03-26 1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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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1, 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后，在美国的外压下迅速地进入了政治民主化的轨道，“作为专制权力的天皇制解体了，才实现了议会制民主，国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才得到保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3]不过“民主只有用宪法的观点来看时才具有标准的意义。”[24] 日本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政治权力的性质，为日本政治体制注入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活力，《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的实施，则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科学的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文官制度时代。”[25]

　　日本新宪法充分体现了宪政民主的基本理念，“从国民主权主义、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理出发，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从而在日本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26] 与战前的《明治宪法》相比较，新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立宪原则。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国家的所有权力、包括陆海军的统帅权均属于天皇，虽然有各自独立的国会、内阁和司法三大机构，但都是天皇的辅弼机构，三权没有真正分立，也谈不上相互之间的制衡，因此，日本明治宪法体制才最终走向了法西斯独裁专制体制。战后的新宪法否定了封建集权的天皇制，设置了国会、内阁、最高法院这三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彼此分权又相互牵制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

　　新宪法不仅是判断其国家政治权力性质的法律依据，也是制约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政治权力的刚性制度底线。纵观新宪法以来日本的政治生活，从选民投票、内阁组阁的程序、政府财政预算、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地方自治等无不内在其宪政民主秩序中运行，其官僚制当然也不可能超越新宪法而成为宪政体制外的一种特殊力量，它的权力边界和运作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主政治的制约。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作为整个宪政民主体系一部分的战后官僚制，在国家政治体制发生质变后，仍然保留着从属于《明治宪法》的性质；如果否定《日本国宪法》对战后日本政治权力也包括其官僚制的制约作用，也就从逻辑上否定了《明治宪法》对战前日本政治及其官僚制的作用，并容易忽略官僚制存在和运作的制度基础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使置身于复杂政治关系中的研究对象官僚制成了一个孤立的常量。

　　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凡涉及宪法规定的重大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的决策必须通过政府提案或议院提案的方式向国会提出，经国会立案审议、表决通过后形成法律，由政府予以执行，以此形成了日本宪政民主“议会中心”的特点。它主要体现在行使国家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中，国会占据最高地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会的全体议员都由普选产生。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国家所有的立法只能通过国会的议决才能成立”；除独占立法大权之外，日本国会“还对国家政治拥有有力的发言权和全面控制国家权力的机能。并且根据议院内阁制，国会可以左右内阁的存续和解散，不仅如此，国会两院还拥有广泛的国政调查权（日本宪法第62条）。”[27]但也有学者提出，日本国会通过的议案，真正由议员提议出来的只占议案的总数的30%左右，绝大部分是政府有关省厅准备好，通过内阁会议向国会提出来的。以1999年1月19日至8月13日的第145届例行国会为例，提交审议的法案中61.2%内阁提出的，由议员提交审议的仅为38.8%，而且，内阁立法的88.9%获得通过，议院提出的法案只有19.1%成立，并认为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所谓的“官僚主导”。[28]仅此一点来看，日本行政官僚在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对公共行政的制度制约必须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上作最后的评价。”[29]《日本国宪法》国民主权、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其公共行政管理、官僚制的责权范围，内阁对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系统负责，宪法还提供了政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再有，我们还须注意区分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力与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差异：三权分立理论所奠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可操作的制度运行机制；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则是在三权分立的前提条件下，对政治和行政的功能所做出的一种逻辑划分，目的是有利于发挥行政管理的功能，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如果在政治实践和研究中，僵化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也容易误导政治与行政的相互关系。因为，代议制是一种间接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议”，与作为执行“议”之结果的“行”，即政治与行政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官僚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政策的起草、制定和实施，政治与行政的分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价值在于“正是由于这些区分，民主的准则得以发挥，并有助于界定行政管理这样一种区别于民主的形式。”[30]

　　所以，分析公共政策形成中各种政治主体的权力范围，不能只看议案在国会通过的数量比例，也不能凭此就认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官僚主导”，进而影响到对日本公共行政民主化的评价。日本著名学者辻清明持“官僚主导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战前日本官僚制在战后政治改革中，其特权性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因为美国占领期间的“间接统治”政策而得到了保存及强化并由此妨碍了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进程。[31]其实，这只是一个工具理性问题。韦伯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经典描述：“这种机构（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相对于封建的，基于个人忠诚的秩序——很容易为任何人服务，只要此人知道如何来驾驭它。”[32]就能充分解释日本官僚制在《明治宪法》和《日本国宪法》下所表现出的工具性特征。另外，日本“官僚主导论”也比较笼统含糊，没有明确官僚之所以能够主导的权力来源和其所主导的性质、效果及其权力界限。如果主导的界限没有超出官僚的职能范围，那么这种主导或许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涉及到民主政治的问题，属于正常行政管理的职能范畴；如果官僚主导的权力来自于政治家的委托或认可，而且其主导的范围、内容主要是在技术上，如法律、教育、科技等，那么这种主导自有其政治合法性，无须质疑。而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就是权力。”[33]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日本政党也难以例外。有关研究就曾指出过，日本官僚制在公共政策中之所以拥有广泛的权力，“原因就在于自民党政治家愿意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这类‘技术’细节交由官僚去处理。按照日本的政党制度，自民党很高兴将各种权力授予官僚，然后在他们行使这些权力时设法施加影响。”[3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执政党在公共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方面的一些特征。

　　实际上“日本行政决策从来就不是政府单独决策的过程，而是和政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一体化决策。”[35]战后日本官僚制的运作，从提案途径、程序来看，日本各个省厅内部有民主性的“禀议制”、“巡回裁决制”起草法案的程序；所起草的法案还要通过阁法制局、执政党、内阁会议审议批准等外部的民主程序，最后由国会把关通过。也就是说，行政、官僚并非通过非法途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占了提案权、排挤议员提案，而是由于政府、官僚的技术优势增加了提案的可行性和专业技术性；普通议员仅以个人或几个人联名提出的法案则更多的是因为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往往不符合立法程序或是与相关立法抵触而遭到否决，有的甚至不能在国会立案讨论。另一方面，从日本公共政策的实际绩效来看，尽管不可否认日本官僚组织机构随时都有自我做大的可能性，手中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僚自然也有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属性，但在讨论战后日本经济巨大成功的问题时，“日本的公务员制度受到广泛赞誉，认为它对日本的现代化和随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36]日本公务员制度[37]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关键作用”，其中不乏诸多因素，但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来说，“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那么其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也应当是较为合理的，至少对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38]这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根基便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

　　可以说，日本官僚制在公共政策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既得利于日本新宪法和“以高效、民主的行政管理服务于国民”的《国家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是日本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其发展模式的需要和结果。在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进程中，日本政府的各种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不断增强，行政职能也必然扩大。日本持“政党主导论”的代表学者村松岐夫对此的解释是合理的。他认为，日本官僚制的自主性随着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限制，面对社会对行政的批评或需求的压力，官僚制就不得不增加自己的职能。出现证券丑闻了，便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要求限制土地价格飞涨的呼声高了，便成立国土厅，等等。[39]当然，即便是在日本宪政民主的制约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官僚主导”或行政集权，但如果以此否认日本国会在宪法中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就难免流于简单化了。对日本官僚制在政治、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从其权力来源的性质、服务的对象等方面作具体分析，不能脱离战后日本政治民主化的总趋势和民主政治与官僚制的内在联系来否认其官僚制民主化的价值取向。

　　2,东京审判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造成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认识缺失的主要原因.裕仁天皇绝非别有用心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位"无权且无辜的立宪君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积极参与者,是日本军队的统帅和精神领袖.二战后,正是美国的蓄意开脱和裕仁及日本当局的百般抵赖,使得裕仁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一后果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一再翻案,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导致东亚局势的动荡不安.
　　3,55年体制指的是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一般认为该体制结束于1993年。55年体制一词最早见于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于1964年发表的论文“1955年の政治体制”（《思想》1964年4月号）。

　　1990年代初期，由于自民党政权腐化、派系平衡崩溃，自民党陷入分裂。加之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长期经济不景气，社会党党势一度上扬。然不久之后，两党皆陷入衰退局面。在19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未能获得国半数议席，沦为在野党。“55年体制”崩溃。

　　4,
　　政治参与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的政治意愿的活动，即公民的政治活动。[1]政治参与越来越深入即个人承担政治角色、进行政治活动的权利与机会越来越多，参与程序越来越深，这便是现代民主化的核心。

　　政治参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许多种因素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例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姆认为，“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在社会等级的分层结构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其政治参与的比例也较高……不论是按职业等级、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总量或者这三项的综合尺度，这一结论都是同样的。”[2]日本政治学家蒲岛郁夫认为，结社的公民参与政治较为踊跃，集团意识也驱使人们参与政治。[3]总之，政治学家们一般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教育程度、社区的性质、结社情况、社会心理因素即政治信任感、关心程度等都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通过学习与思考，我个人认为分析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这两大方面来分析，因为任何因素影响的最后结果都是体现在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上的。

　　参与成本，顾名思义就是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将要付出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对这种代价的主观感受。参与收益指的是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实际的或可能的给他或他的群体带来的利益。经济和文化以及心理等因素是在潜在的层次上起作用，都是作用于成本和收益的，都是因为影响了成本和收益的绝对或相对值而影响了参与行为的。从参与成本来说，成本越小，参与的实际可能就越大，反之，成本越大，参与的实际可能就越小。

　　在分析参与成本时，主要的分析要素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要素是最直接的，即参与主体是否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等的代价，有时对这些成本的估量会让人们有所退缩。一个要素是后继性的，即对参与不良后果的预测分析，例如检举某人是否会带来报复，例如就某一政策组织对话将来是否被列入另册，子女、家人有无受牵连的可能等，这一成本分析往往是较关键的。尤其在民主政治不够发达的国家，在法制不够健全的国家，人们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三个要素是隐性的，比如参与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而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付出；参与需要较好的人际交往，而开发和保持人际交往需要付出等等。

　　在分析参与收益时，主要的分析要素也有三个方面，与上不同的是这些分析要素主要是程度上的区别。第一，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是否能产生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往往不能对政治过程产生较多影响，政治过程还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一般公民的参与意愿往往在其参与过程中呈递减状态，最后势成强弩之末，而如果参与毫无结果的话，则谈不上参与收益。第二个引入的要素是影响的强弱度，在参与之后，结果能量递减的越少，影响强度就越大，积极性就高。第三个要分析的是参与结果对个人的实际益处。可能一个群体的参与结果是显著的，但是，居于其中的具体个人的实际收益却不明显，那么他的积极性和团体就不和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搭车”现象。所谓搭车现象是指：作为公民可以不付出代价，而共享其他人参与的结果。例如，一个选民可以不去选举，因为别人选出的领袖正是他要选择的，如果人人都这么考虑，那么政治参与的热情就会减低；再比如，一个人不去冒风险去检举官员，别人也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最后大家共同收益，但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反腐败就不可能顺利开展。搭车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收益与成本的一个复杂组合，消除它涉及到许多方面。

　　将影响因素归结到成本和收益，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必须注意的是成本和收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个具体的参与行为中，成本和收益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情况是成本和收益都大，一种情况是成本和收益都小，还有一种情况是小成本大收益和大成本小收益。参与主体往往是在综合比较中做出选择的。例如投票选举，主体付出的成本是很小的，但由于选举可能并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意愿，最后的收益预测就更小，那么公民仍然缺乏积极性。再如一个村的村民联合与乡镇行政机构交涉，成本是很大的，既有直接的成本又有后继性成本。但是一旦主体的意愿得到体现，例如清除不合理负担等，那么收益也是巨大的，所以村民就会有较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