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公的大公无私

　　包公 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包拯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把他奉为青天。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拯。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却迎难而上。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疏通惠民河，为民造福，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但挖掉堤坝就会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这样，惠民河才得以疏通，人们免受其害。

　　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我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英明，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高，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包拯碰上了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已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

　　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盘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不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对农民任意搜括，使人们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引起农民强烈不满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工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拯，把他誉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意思是说，如果你没钱走后门去打通关节，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包拯任开封府尹时，有一天退朝回府，途中遇到一民妇。该民妇身穿孝衣，手举状纸，拦轿喊冤。包拯问她：你告谁？有什么冤情？民妇回答：状告郑州曹国舅，强抢民妇，杀夫害子；东京大国舅，袒护凶手，打伤民妇。包拯收了状纸，又将民妇带回府衙细问原由。

　　民妇张氏，系潮州潮水县人。丈夫袁文正，是位举人。听说东京开科取仕，便想进京赶考。于是携妻带子同往京城。一天，途经郑州城，忽听一声大喝。只见大队人马拥着一位皇亲迎面而来，这人就是曹国舅。袁文正夫妇和孩子躲闪不及，摔倒在地。曹国舅在马上看见张氏美貌非凡，顿时起了霸占之心，即以冲撞马头之罪，将袁文正一家人抓进府中。

　　回府后，曹国舅逼张氏成婚，欲行奸污，张氏拒不答应，并要见丈夫和儿子。曹国舅密令亲信将袁文正父子用绳索勒死，把尸体抛到后花园枯井里去。又命令使女告诉张氏，说他的丈夫和儿子已死，叫她断绝夫妻母子团聚之念，劝她与国舅成婚。张氏又哭又骂，誓死不从，曹国舅只好将张氏暂时关押在密室中，并派院公张义德看守。

　　张义德向来怀有一颗慈善之心，听了张氏不幸遭遇的哭诉，便萌生了搭救之念。张氏得知张义德是潮州同乡，当即跪下，拜为义父。乘夜深人静，张义德带着张氏秘密地打开后门，逃出曹府，抄小路直奔东京，想去开封府告状伸冤。

　　到东京后，投宿于王婆客店。王婆听了张氏诉说冤情，也为之泪下。王婆对张氏说：包拯每天早朝，等他回府时，你可拦轿喊冤。张氏请人写了状子，就去街口等候。看见一群士兵簇拥着一顶官轿来到跟前，便立即上前拦住喊冤。不料这位官员并不是包拯，而是大国舅。大国舅见状告他弟弟，大吃一惊，就又以冲撞马头之罪，指使随从将张氏打得昏死过去。王婆和张义德闻讯赶来，见张氏还没断气，连忙抬回家中救治。后来王婆亲自带领张氏守候在包拯上下朝必经之路，看见包拯官轿快到跟前时，就让张氏赶紧上前拦轿喊冤。

　　包拯听了张氏细说冤情后，立即派人传王婆、张义德到堂询问，证实张氏所说是事实。于是派张龙、赵虎二人星夜秘密赶往郑州，潜入曹府后花园，从枯井中取出两具尸体，运回开封府，让张氏辨认。张氏认出是他的丈夫袁文正和儿子的尸首，悲痛欲绝。包拯义愤填膺，决心惩凶除恶，为民伸冤。

　　包拯冥思苦想，怎样捉拿两国舅到开封府问罪。一夜未眠，想到了一个妙计，决定先捉大国舅。第二天，包拯假称有病不去早朝，皇上想亲自前往探视。大国舅因为做了违法的事，心中忐忑不安，想去开封府探个虚实。于是请皇上让他先去看一下，皇上同意了。大国舅来到开封府，坐下后问包拯得了什么病。包拯答道：“近来一桩十分棘手的案子害得我寝食不安，积劳成疾。”大国舅笑道：“是什么案子？竟然难住了包大人。”包拯十分严肃地说：“有一民妇状告郑州曹国舅抢夺别人的妻子，还杀害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后来这名女子逃出曹府，到东京遇到一位大官人，拦轿喊冤，又被打昏死过去，不知这位大官人是谁？”大国舅哑口无言。包拯传张氏到后堂问话。张氏指着大国舅说：“就是这位大官人将我打昏死过去。”大国舅否认。包拯又传王婆、张义德等见证人到堂作证，大国舅只好承认。包拯立即命令关闭府衙，将大国舅和随行人员关在府中，以防走漏消息。包拯看到从随行人员身上搜出大国舅图章，顿时计上心来。于是叫书吏模仿大国舅字体写了一封家书，说老母郡太夫人病重，请二弟速来东京，并盖上大国舅的图章。派人连夜赶往郑州，送到曹府。曹国舅看到是哥哥的来信，信以为真，马上动身前往东京开封城。包拯命令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持皇上御赐尚方宝剑，在曹国舅进京必经路口等候，将曹国舅和亲信捉到开封府大堂，将两国舅关进牢中。

　　曹母郡太夫人听说此事，急忙进宫告诉曹娘娘。曹娘娘偷偷打出宫门来到了开封府，当面向包拯求情。包拯说：“国舅违法犯罪，应当依照法律处置。娘娘私自出宫，明天我上奏皇上。”曹娘娘悻悻地回宫了。郡太夫人只好亲自向仁宗说情。仁宗派大臣去开封府劝说包拯饶恕国舅。包拯事先知道了，于是贴出告示：为国舅说情者，与国舅同罪。各位大臣便都不敢去说了。包拯下令将曹国舅押赴法场，立即斩首，大国舅则还是关在牢里。郡太夫人大哭，恳请皇上赦免大国舅，皇上答应了。包拯义正严词地对皇上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赦免大国舅，而不赦免别的人，不合理又不合法。如果这样做，以后谁还会相信皇上，相信法律呢？”王丞相也说：“包拯言之有理。”皇上无言以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包拯处死大国舅。

　　二、不谋私利

　　包拯一颗为民之心时刻留心民生疾苦，他曾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一心为民、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包拯奉旨调任端州（即今广东肇庆）知府。任职三年里，包拯为官清廉，大办实事，造福百姓。当时的端州, 每年都会暴发洪水, 导致传染病流行。包拯到任后，发动群众在城区开挖状如七星的七眼水井，水质清洌、甘甜可口。百姓的饮水问题解决了,传染病也控制住了。人民饮水思源，将这七口水井称为“包公井”。包拯还开渠筑塘，筑城墙建围基，开办了端州第一个交通邮政总站，兴建星岩书院 (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建造大型粮仓，做了许多深受百姓称赞的好事。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包拯在端州任上，曾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为官者清廉，才能为民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理应铲除。

　　这也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

　　包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他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墙壁上：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就不准回家，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不遵从家训的就不是包家的子孙。包拯对自己更是从严要求，从不谋取半点私利。

　　古端州以砚闻名，“端砚”被列为朝廷贡品。当时到端州任职的许多官员都额外征收端砚，用于私自收藏和迎来送往，有的甚至肆意加征几十倍，使砚工们苦不堪言。包拯一上任便改革积弊，明令禁止超征，并声明自己“绝不带走一块砚”。除上贡朝廷之外，多产出的砚台，砚工们可以自由买卖。这道命令一出，砚工们无不欢呼雀跃。

　　包拯离任时，端州空巷，民众扶老携幼沿江相送。船行至西江羚羊峡口的成洲，忽然狂风大作，浊浪滔天。包拯心中有疑，难道行李中有贿赂之物，违背了到任时“不取民物”的诺言，以致于天地不容？于是下令停船搜舱。果然，在行李中发现了一方精美端砚，是端州的砚工们在包拯多次拒收后，为表感激和爱戴之情，悄悄放在船舱中的。包拯问明原委，当即对沿江百姓拱手致谢，然后将那方端砚掷入江中。一时间，江面恢复风平浪静。

　　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作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官员，归顺了宋朝，他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的姓名改为包顺。

包拯（999-1062）北宋著名政治家。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历任端州知州、监察御使、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陜西、河北路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瀛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开封府知府及三司使，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而卒，追赠礼部尚书。包拯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南宋和金已经有以他为主人翁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杂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他是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1062年包拯病逝，享年64岁，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商议》传世。「包公」剧集系列自93年重新推出以来，拍摄了近500多集,掀起了包青天旋风，引发城中热潮。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 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传说里管地狱的神。）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包拯得过天章阁待制、尤图阁学士的官衔）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秉中坚...... 包公剧集塑造了的包拯的艺术形象。现在让我们轻轻揭开历史帷幕，看一看真实人物的面貌。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 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 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 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 的神通。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7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 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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