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何要出卖秦朝贵重的军功爵位，换取粮食？

早在汉文帝二年，儒生贾谊即上《论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作为政见，贾谊要求的“崇本抑末”无非老调重弹，但是受到刚刚登基的汉文帝的重视，就说明，“背本趋末”在汉文帝初年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世风”，甚至是影响公私储备的严重政治问题，所以他才在汉文帝二年“开籍田”，为民榜样。

这个礼仪行为，汉文帝施行过多次，用处其实并不大。之前三解讨论过，晁错上疏言事的“劝农力本”应即《汉书·食货志》收录的《论贵粟疏》，时间应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三月之间。

最终，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的方式来增加边郡积储，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堆积了边郡可支5年，内郡可支1年的积储。

也就是说，汉文帝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缺少粮食，农业不发达，而是旧的“秦制财政”的收入大宗来自于土地税、人头税和官有产业经营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资源租税，货币收入占据大宗，却被通货膨胀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是“财政危机”，具体点说，即国家控制的“实物”——“粮食”不足。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晁错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设置常员的举措，以及允许“入粟拜爵”，最终废除田租税律，并废除旧的“田部”、“田官”。

关于秦朝的公田经营，出土简牍中略有展示，可以说是秦王朝“实物收入”的一大来源，而汉初直到汉武帝前期的相关情况，则资料阙如，三解只能推测：

首先，汉高帝五年诏要求各地官吏优先保证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时，又号召离散户口回原籍，“复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复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满足“新贵”的授田，直接后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尽；

其次，由《里耶秦简》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时期，刑徒仍逃亡不绝，秦末大乱之时，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显减少了刑徒管理的条文，也说明刑徒劳动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里耶秦简》的时代那样繁盛；

第三，汉惠帝、吕后和汉文帝时代，长达近30年的“轻刑”统治，已经让“罪人是希”，新增的入流大幅度减少，待到“收孥相坐律”废除后，更是只能削减到不足以支撑郡县常态刑徒经济运行的程度。

综合一下，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处于既无公田可耕，又无刑徒、官奴婢可用的境地，留着这项旧制又有何用？

所以，“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才会接受晁错的逻辑：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意加粗部分，爵位是皇帝手里的东西，出于口而无穷，就是“没本钱”，而得到高爵和免罪，人人都会想要，这实际上是一个交换逻辑，而不再是秦制中的义务逻辑。

如果汉文帝是个“好脸”的皇帝，去和臣民换取粮食，还不把晁错宰了，偏偏他没有，愣是把“卖爵”变成了“伟业”，还没人说三道四，也是不同凡响。

司马迁在此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将军陈武（即柴武）与汉文帝的国策交锋，最后以汉文帝沉甸甸的四个字“且无议军”结束，并明指出这个国策与汉文帝时代繁荣、和乐景象的因果关系。

正是由于汉文帝对百姓的无比爱惜，才不希望他们承受战争的苦难，而没有战争，也就不会有新的军功爵的产生，通过入粟拜爵能够解决边防军的军粮问题，等于是两全其美。

因为汉文帝当时被匈奴打的没有粮食吃了，所以为了国家和百姓生存，才会换取粮食。

因为那时候非常缺粮食，为了出征，所以汉文帝才采用了以钱粮换取爵位，“入粟拜爵” 。

因为当时出征非常缺粮食，所以说汉文帝也是被迫。只能这样做。可以使国家出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