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收入分配差距的积累和加剧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而生，并成为严重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是生产条件分配差异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中生产条件分配新的差异的源头。 -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理论界较多的是对各类型差距和具体对策的分散研究，而很少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行一般的分析，尤其是制度变迁进程不断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新的影响的情况下，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滞后于现实的差距变化。因此，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系统的一般分析更显迫切和必要。一、正确认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下岗职工收入偏低，城镇居民中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某些行业凭借垄断优势收入过高，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四是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无疑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变革。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是必然的，总体上也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问题在于，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并非都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
一是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问题。二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首先是对高收入调节不力，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三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虽然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通过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并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分配过程。
从总体上看，现在是有钱的人消费需求不高，消费需求高的人没有钱，收入差距确实拉大了，存在分配不公现象。我国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接近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地步。“两极分化”属于阶级范畴问题，体现的是阶级差别。我国现在的情况仅仅是贫富差别，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这种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而是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起决定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展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实力，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能简单地称为“两极分化”，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些就不好了，缩小一些就好了。
事实上，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等于“两极分化”，它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先富后富的差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我们在肯定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及其造成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配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现状必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这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目前来说其负面影响更值得关注。
1、适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作为改革结果的利益关系调整的体现，收入较快和较高者多为改革的早期推动者和实践者，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人们追求制度变革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利益激励；要素在市场中的按贡献分配，要素所有者决策的差异，及要素配置的合理性的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的激励机制；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导致的金融资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也使直接投资能力提高，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非规范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收入差距的适度存在所形成的多层次的购买力及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了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的生产投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及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三驾马车”中的需求和投资的消极影响。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不需要继续扩大消费，而需要消费的低收入者又没有支付能力。而 -且，社会总需求与生产供给的不协调在社会生产中的反映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投资及生产供给的调整更加滞后，使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导致了社会主体消费需求不足；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低收入民众的潜在消费需求，由于绝对收入水平不高而不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高收入者虽然收入较高，但比重较小， -需求总量有限。这样，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断层必然导致成熟期工业生产相对过剩、要素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需求结构的断层和有效需求的不足使消费结构升级无法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难以进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不同的产业结构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能力，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经济发展能力越强。目前的高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无力，低比重中等收入者消费需求的不足，占较大比重的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无法实现，造成了消费结构的断层，产业结构升级自然受阻，很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收入分配差距调控的对策建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历史过程，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标。目前短期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仅已经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制约占社会成员很大比重的低收入者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进程。因此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1、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分配制度。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一般基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通过要素分配这一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对要素分配制度进行完善，保证初次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控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分配条件的公平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分配条件的公平主要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占有过程的合理和要素在不同个体间分配的公平。分配过程的公平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完善，即能保证要素所有者的独立性，要素流动的自由性和要素市场定价的客观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不仅仅是治标，更主要是治本，在保证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保证分配条件的公平。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对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调控，不仅是对非劳动力要素的初始占有进行控制和调节，更主要的是着重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求，使其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平等的机会。
2.实施制度变迁的再次非均衡战略。正如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的惯性效应源于最初的动态非均衡的改革，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也不能是静态的“削高补低”或简单的“以富济贫”，而必须在动态的经济发展中进行调控。在深化制度改革过程中，实施改革力度的再次非均衡战略，特别是对落后地区实施制度创新的跨越式发展，使其经济和收入都以较快速度增长，这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有效调控的制度前提，也是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均衡的保证。在加大落后地区的改革力度的基础上，实施落后地区内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使一部分低收入者收入较快增长，向上扩充到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去。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内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的标准，并使高收入者产生新的分层，向下扩充到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去。
3.剔除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差距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是具有隐蔽性，不易评测。且相当比例的高收入者，在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中获取非正常收入，极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对此必须尽快治理，使获取非正常收入的“暴富”者的收入回归正常，扩充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既然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是在构建新的制度均衡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根本的途径是加快制度变迁的进程，尽快取消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旧制度，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制度。
4.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社会的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后手段，也是见效最快的手段。尽管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的调节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径，但这一过程是相对较长的，以“注重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初次分配，短期内必然继续导致相当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同时，再分配过程也是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调节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一方面是通过税收等对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收入转移性质的调节，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对低收入群体和地区进行收入补助，进行收入分配的分配条件差距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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