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漫游是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大都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他们遍游名山大川，并以此为题材写出许多为世瞩目的传世之作。漫游成为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对于不同个体，又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我们来谈谈李白具有典型意义的书剑飘零之旅。开元十二年，李白24岁，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一个漫游兼而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及浙江等地，游踪所及，近半个中国。李白此举，于当时及之后，都是极负盛名的。
1 漫游的因由
李白的一生，几乎就是旅行家的一生。只是说，他的旅行，与现代旅行相比，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从往返所需要的路费到出发的具体时间，所有的细节都不可能于事先作出准确的估计。当时，全国的各个地区、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完全不可互通情报。除通过极少数书籍（当时还是手写时代）及公私文件或者个人口头传达而略知一二外，几乎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未知状态。尤其是安禄山之乱（公元七五五年）之后，更是每况愈下。当时的交通及治安方面等，都根本无法保障旅行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白在想象不到的恶劣条件下，把自己一生投入无止境的漫游之中呢？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呢？
1.1 旷达不羁的性格，被排斥的疏远感
李白父亲李客原为西域商人，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思想上较少儒家正统思想。李白幼承家训，后又“混游渔商，隐不绝俗”，思想成多元思想的融合。他狂放不羁，蔑视礼法。李白在蜀中是“客”之子，父亲没有官职，没有权势，更没有祖传土地，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商贸才能的新移民。当地人称他父亲为“客”，且至其死而未变，表明他同化于这一地域社会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对于李白这个特别自负，对名声敏感大大超过常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堪。出身殷实的商家，却为一个客籍人，更增加了他对当地人的仇视。据魏颢说，他“少任侠，尝手刃数人”，却没有吃官司。不论那些人是否罪当诛之，李白的这种“任我行”的性格，确造成他不合于周围人群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李白同当地的知识阶层共享学问和知识，而他的资质却又远在他们之上，他必定有一种被排斥的疏远感。以上种种因素使他觉得自己所处之地不过是个寄寓之地。是这些促使他踏上行旅之途。
1.2 对怀才不遇情怀给予心理补偿
科举制度是当时上升到上层社会的最主要途径。李白与科举无缘，使他“投竿佐皇极”、“相与济苍生”，想做一番类似范蠡、谢安的大事业的抱负受到了直接阻碍。唐代科举考试资格有“生徒”和“乡贡”两种，居住在乡的李白只能属“乡贡”一种。《新唐书》卷四十四载：“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可想而知，被乡中称为“客”（即被认为来历不明）的移民之子李白，很难成为被推举的对象。另外，唐朝时想要因科举而为官，还有特殊的制约规定。《新唐书》又载：“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因为这两条，李白被当时乡贡拒于门外，与由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无缘。李白的漫游是对这种怀才不遇境况的一种心理补偿。诚然，他的漫游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中诸人上书。有时，他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及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另外，如上所述，“乐山”、“乐水”文人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李白也不例外。漫游使李白的“自由”、“任情”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膨胀，显示出思维和行为上的“自由性”。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的自由，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他希望从大自然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补偿。在他对大自然的发现中，不管是幻化的景象、抽象的偶像、自己创造的形式或是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都起了不同程度的补偿作用。
1.3 求得身心的自由
在《论语·先进》中，有“吾与点也”的故事。在与曾点谈论“志道”之策时，孔子同意其放浪山水，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游乐之言。表明孔子所理解的人性的全面完成与人生的理想境界，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适意甚至逍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庄子《逍遥游》开篇便云：逍者，消也，消尽人世之牵累；遥者，远也，无拘无束，无遮无碍。逍遥游就是自由游。可见“游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某个个人作为连续不断的“行旅之人”，也就是“客寓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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