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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