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的发展历程。

你不会是我同学吧，老师刚布置了这个作业题啊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平等与效率观
孟祥仲 辛宝海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平等与效率是谐社会的特征。平等与效率问题不仅是当代学者所关注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在特定的领域对这些问题作过比较素朴地探讨，本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平等与效率思想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梳理，目的是丰富平等与效率思想的研究，利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孔子 荒政 产权 平等 效率
一，前言
平等（Equality）与效率（Efficiency）是和谐社会的特征，可以这样说一个平等和效率的社会一定是和谐的社会。目前理论界的讨论给人们一个错觉，似乎平等与效率问题是当代学者所关注的事情，该问题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学者。其实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在特定的领域对这些问题作过比较素朴地探讨，该问题并不是现代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早就面对的一个重大发展课题。
不过我们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一是我们不是重复过去学术研究从某种定式出发而常犯的一个毛病：即凡是现代、西方学者探讨的问题，我们的先哲们早有鲜见之明，非要在我们发黄的故纸堆中找出根据，发现出处，唯恐学术专利权的丧失。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在很长的时间内，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夜郎自大的情结越少越好。
二是作为学术研究，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成果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不仅仅是一种纯学术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当今解决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要求。以求综合古今中外的智慧，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是本文的中心就是对中国古典思想家们的主要观点作些梳理和评述，主旨是在学术层面上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当然囿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涉猎的文献范围，这种分析是不全面的。但只要能引起大家对该问题的关注，也就算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别无其他奢求。
二、古代思想家对平等、效率及二者关系的认识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讲究等级的社会，平等观念比较缺乏。一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论述，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发展历程，缺乏现代社会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荀子也曾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这不但不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连财富的分配也打上等级制烙印。同时人们的消费也分等级，告诫人们按照等级来消费。“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度儿调均之” 否则“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着乱” 。“贫而无度则失” 。这样古代的思想家们不但不讲人人平等的问题，且把人事间的等级制和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强调等级观念的同时，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分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但他们的公平观，可以归结为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观，平等完全理解为平均。同时把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看成是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条件。肇始于古代的平均观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历次农民起义的旗帜。历史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自称是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末年钟相杨么起义军更直接打出“均贫富”的口号。到了太平天国时期 “均贫富”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完全变成了一种天国幻想。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中进一步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满” 的绝对平均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消极和负面影响，使人们认识问题一直注重结果，而一直看不到人身行为起点权利平等的现代平等观。
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古典，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不但注意了社会的平等问题，同时也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古典的分析。这些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当然古代思想家对平等与效率关系思想的理解现在看来是比较简单和素朴的。
孔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不担心贫困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人稀少，而担心不安定。如果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没有贫穷；境内和平了就不会感到人少；境内平安了，就没有倾复的危险。“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①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孔子特别强调公平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提出了社会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的观点。“宽则德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③ 当然，孔子所说的公，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公平。公平的内涵是什么，不能用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来界定。不过在当时，能提出公平是社会稳定、百姓乐业的基础，就很有价值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在人们提出平均分配思想的同时，也出现了把分配与生产、平均与效率联系起来思想萌芽。如《管子》一书的作者提出了“均地分力”④和“与之分货”⑤ 的思想。给农民生产要素，让其获得比较平均的土地，实行地租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荀子提出“制礼义以分之”、使欲和物“相持而长” ，“分”就是给农民分配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分”的结果就是“多力”，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⑥就能生产更多的产品，使消费品的供应与人们的欲望即需要“相持而长。”董仲舒提出了“受禄之家”“不与民争业，然后力可均布，而民可家足”⑦的分配思想，已经包含了只要增加一点公平分配，就会提高效率的萌芽。司马迁提出的“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的思想，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⑨同样包含了平等与效率思想的萌芽。
古代的思想家们有人还提出了具有浓郁平均主义色彩的限田、均田的主张，使农民保留一部份土地，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压力。有人还提出通过轻赋簿税调节财富分配。“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唐代的白居易曾提出：“夫利山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白居易的思想就是敛赋收税要注意上下的关系，利益在下面，则老百姓富而生活安逸，人们的积极性就高，生产的效率也高。这个思想和当今的藏富于民，富民富国的思想十分接近。
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把平等与生产效率联系起来，尽可能“利可均布”“散利于下”，即平均地分配财富，以缓解收入上的高低悬殊，提高效率。这些思想虽然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不是文化的主流，影响并不大，声音很微弱。但我们在探寻平等与效率思想的发展史时，是不应该忽略的一笔财富。
三、保护财富和荒政思想中体现的平等和效率观
效率和公平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结合时代和社会的主要问题，效率和公平思想交互变化，有各领风骚的特点。保护财富和荒政思想就是这种特点的一个显露，值得人们深思。
在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中，常常把财富和恶联系起来，一直缺乏保护财富的产权制度文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原地驰马，近代社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社会。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偶尔闪现的保护财富的思想则体现对效率、发展生产力的诉求。而在效率提高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张力达到一定极限时，则需要以荒政思想为代表的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与以平整和缓和的对抗矛盾。
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社会对平等的追求就直接反映在对土地的占有和分配制度上。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 ，提出恒产论和井田论。秦汉以前一般以井田制为最理想的制度。从西汉时起，产生抑制兼并的思想，晁错首先提出商人兼并问题。 “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认为贫富不均源于商人兼并。董仲舒、王莽、陆贽、李觏、欧阳修，苏洵等指出地主兼并。王安石既要抑制地主兼并，也要抑制商人兼并。
虽然古代思想家对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井田制存在争论，今天看来，在秦朝商鞅变法之前土地制度的低效率是必然的。我们就假设，这种低效率是井田制对过度平等的追求带来的。商鞅在秦国废除井田制过满足人们对土地私有的要求。而土地私有不可避免带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这又使得地主阶级思想家提出限田主张和恢复井田制的思想。两种思想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交替升降，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更多强调公平的一面也即平均分配土地。一方面，在社会生产结构单一，农民缺乏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的社会环境中，平均分配生产资料是统治者保持社会稳定的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农业作为绝对主导的产业部门，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为维持政府运转，方便税收征收，政府也倾向于采取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在尽力提高农业总产出的基础上增加政府收入。平均分配土地可一箭双雕的是现政府目标。新生王朝无不在夺取政权也后，采取均分土地的变革。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洗牌，实现一次劫富济贫的社会动荡，缺乏与私有制共生的财富积累效应，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封建王朝也随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处于兴衰循环之中。这也决定了为维持社会稳定，倾向于平均分配的制度处于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只有少数思想家隐约注意到采取私有制度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效应，进而提出保护富人的思想。最早提出保护富人思想的思想家是韩非。他坚决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 ，因为贫富差距的原因是“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 ，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结果由此导致的分配结果的不平均不能进行人为干预，损害效率带来的社会进步。
唐代的柳宗元提出，“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 ，公然接受剥削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衡量了效率与平等的社会效用问题，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总体价值观。宋代的李觏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又把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看成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他主张地主“以财役佣”的方式开垦土地，多多益善。他说富人是勤劳节俭和守法起家的：“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才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读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 又说富豪“智力或有以出众，财用亦足以使人”可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反对 “特恶豪右”的政策。这表明他的思想仍没有超越地主阶级思想家所能达到的水平。当然，他这样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很有远见的，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深刻的矛盾。
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反对青苗法时，提出为富人辩护的理论。贫富产生的原因：“夫民之所以贫富者，由其才性愚智不同”。他还把富人用高利贷剥削穷人的关系美化成“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
叶适：“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反映了王安石变法以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对待抑制兼并政策的一种新倾向。
王夫之保护富人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将富人的社会地位定位于社会发展的决定者的高度。“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 ， “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 政府应该“惩贪墨，纾富民” ，以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
总体来说，古人保护富人思想主要从贫富产生的原因和富人对社会的稳定的作用以及对穷人帮助的社会功能上进行论证的，实际是从节俭与侈糜消费的关系角度论证富人的侈糜消费有助于增加穷人就业，这也可以看作社会应该保护富人的一个理由。
古代的荒政思想是指：在社会发生灾荒时，各级政府要实行救助灾民的政策，简称荒政。荒政思想的提出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统治者仁爱的要求和维持社会稳定地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荒政思想形成了思想家的孜孜不倦的平等诉求，形成中国古代传统中对平等追求的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最早提出荒政思想的是《周礼》“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具体规定了黄正的具体措施，开辟了荒政思想的先河。
《管子•轻重丁》提出“以赈贫病”，这里的“赈”一般指国家和富人对贫民的无偿救济，有时也包括有偿的赈贷，拓展了救荒的手段，讲究救荒的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个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发展成为政府和民间的联合行为，有利于提高救荒的效率。这里还是区分了政府和私人救荒动力的差异，政府救荒是出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职能的要求，更多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责任，救助是无偿的。而私人的救助则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并没有给悠长的私人救助背负不仁不义的道德负罪感，这是追求平等手段的新变化。但这种有效的手段并没有被主流的救荒思想纳入主流。
到了唐朝的刘晏，对救荒的效率问题进行了较深刻地探讨。刘晏反对单纯靠赈给来救荒，认为赈给的缺点有二：第一、如果赈给的数目小，救活的人有限，如果数目大，又会造成国用的不足，结果还加重人民的负担。第二、赈给会造成人民的侥幸心理和官吏的营私舞弊，结果强者得到的多，弱者得到的少。他采取的救荒办法，一是及早了解灾情，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决定减免赋税办法和贷放对象，“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 。二是利用常平法。发生灾荒时，缺少的是粮食，国家可以在灾区兼卖粮食而收购其他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刘晏救荒的第二个措施是既强调由市场手段提高救荒效率，保持国家救荒能力的可持续问题。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中包含对发展生产，提高救荒效率的问题。通过市场手段提高救荒效率的思想，在历代统治者集团中并不多见。
朱熹也注意到政府救荒的低效率问题，重视发挥民间夫人在救荒中的作用，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开耀村时，和地方官绅一起创设社仓。本来义仓也叫社仓，但朱熹创立的社仓和义仓是有区别的，它是民办的，而且设在农村。他认为建立社仓是救荒和防乱的有效措施，把对平等的追求定位于社会稳定的要素，更加重视发挥民间的救荒力量，但有救荒义务更多向民间的转移倾向，将富人救荒看成是一种道德责任，则不利于救荒能力的可持续性，与《管子•轻重丁》相比是一种退步。。
明代的刘定之的创新则表现在将荒政分为“备荒”和“救荒”两个概念。把备荒放在救荒之上。所谓备荒，使指国家增加粮食储备，包括常平、义仓等制度。救荒是指临时采取的救济灾民的措施。他认为备荒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救荒是地方性的局部政策。这一理论的实质是：要国家把荒政定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搞好备荒，免得在需要救荒时无粮可发，只能让一些比较关心民间疾苦的官吏临时筹划救荒。这是救荒制度上的创新，可有效提高救荒的效率。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荒政思想实际上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公平性措施。效率必须建立的一定公平的基础之上，否则社会动乱，也就失去了效率。
最后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效率不能打破中国低水平均衡循环？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进步缓慢，社会分工缺乏市场支持，非农业以外就业机会少，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剩余少，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稍有提高，则导致一些人面临生存危机，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流民，进而流民变暴民。社会财富的低水平积累限制了贫富分化的社会承受能力，土地私有的效率得不到全部释放。这实际上表明社会对效率追求必须在社会对不平等分配的忍耐范围之内。
第二、为征税的需要和粮食安全，统治者限制农民的迁移和流动，进一步恶化农村人地比例。中农以上政策实际是政府制定的产业歧视政策，也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失去市场检验和支持的政府战略是不会成功的。中国古代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人为限制农民的职业选择和地域流动，取消了了农民的发展主体地位，缺乏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发挥的社会制度环境应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根源。
许倬云在谈到农民起义的地域分布是，发现土地分配不公和农民起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土地兼并既重视由于土地的高收益带来的，而农民起义是由于农民生存危机促成的，而农民生存环境优劣有距离市场中心的远近决定的。城镇周围土地收益高，土地集中现象严重，但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弥补农业收益的不足。远离城镇的地方，土地收益低，土地分散，但距离市场远，缺乏农业外的收入来源，一遇到天灾人祸，农业绝收或歉收，生存危机就爆发，农民起义随之兴起。许倬云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农民生产生活创造农业之外的更多保障机制。他同时提出应加快当前农业的市场化改革，给与农民更多的自主参与市场的机会，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古代商品生产能力很弱，不均着吃，就得有很多弱势群体饿死，为了保持种族的延续和繁衍，这是最实际、最现实的考虑。

等到商品生产能力适当提高后，平均的差一些也就不影响大局了。

但平均主义是与“社会公平正义”密切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和追求目标。

要找到满意答案估计难了

楼下的洁洁同学，你也来啦~

我们也要做呢！哎~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