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性论对政治的影响

西方对人性论有何观点
“性恶论”是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

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的西方性恶论,都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

这种性恶论思想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性恶论及其发展。

（一）、西方的性恶论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基督教内部产生的。

那时,围绕对《圣经》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的争论。

《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

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

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

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二）文艺复兴时期对原罪性恶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大都否定基督教的“原罪性恶论”,说这种理论是用宗教谎言欺骗群众,企图把群众变成愚昧无知的牛马,听任教士们摆布,温顺地缴纳各种贡赋。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类天然就倾向于互助友爱。

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性恶论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原罪性恶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年深日久,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又恢复了奥古斯丁的理论。

路德和加尔文较奥古斯丁的进步之处在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

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人只有靠自己的有罪感、忏悔、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上帝的宽恕,才能得救。

路德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上帝,没有得到圣灵和上帝 的恩惠,他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欲望,只能不间断地作恶犯罪,从一个罪走向另一个罪。

加尔文说,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带来的,人人有原罪,堕落和邪恶渗透于所有人的灵魂的一切部分。

“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

因为婴儿是带着他们的罪一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而不是由于别人的罪而应该受到惩罚。

（四）、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对性恶论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性恶论是在中世纪末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西方一直受到重视，西方近现代都出现了新的性恶论观点。

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抛开“原罪”,提出自己的性恶论。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就会彼此侵犯,人对人像狼一样。

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欲望。

这些本能欲望的活动原则是快乐原则,就是无条件地要求快乐和满足,与社会文明是对立的。

不过他反对社会对人的本能欲望过多的压抑。

二、性恶论在西方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影响

（一）、性恶论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有重大影响。

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性卑鄙,有权必滥,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他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

这一原则成为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实际奉行的政治制度的一条根本准则。

当代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政治民主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至于无须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

政治民主是建立在对少数统治者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统治者也有通常人有的贪心,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会利用职权,任意占有他人的财富。

他的学生胡克指出,民主政治有效行使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统治者的不信任。

不然,民主制就会演变为独裁制,一种英雄崇拜的民主一定会过渡到专制的暴虐统治。

“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

(二)、性恶论影响了西方的法治。

很难

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现代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刑诉法规定了无罪推定、抗辩式审判等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司法权的滥用。

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被告地位平等和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限制行政权的滥用。

制定了界定每一个体权利义务的私法，划定了每一个体的权利义务范围，既不允许国家权力擅入个体权利领域,也不允许社会个体间相互践踏权利。

私法是平等主体间利益竞争的战场规则，它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善人信条。

相反，它首先承认利己欲望的正当性，然后再设定每一个体欲望、利益的范围。

性恶论不相信人会自觉尽义务，因而制定法律旨在确定人的权利范围，这种法律属于“ 权利型”（权利本位）。

（三）、性恶论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 、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在这里直言卑劣的贪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许会让相信性善论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性恶论是一种唯心的先验论，但与性善论相比它却在私有制社会显得更为真实，更有利于实行法治。

它是片面的，但又是深刻的。

不管怎么说片面的深刻总是要比肤浅的全面略胜一筹

中西方人性善恶的差异对中西方不同政治理念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由于当今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和通约性,因此我们对于中西伦理传统和政治理念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形式,从而促进中西伦理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共同进步.
人性论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先验论或预定论的判断.中西方历史上对人性的争论几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坚持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分别为后来者所继承、发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古代投到现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人性论者几千年来并没有超出先秦诸子讨论人性的范畴、概念,最主要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而又以前者为主流;西方对人性问题的争论到了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取得了绝对的精神统治地位,"原罪说"超越了一切关于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的讨论,最终以"人生而有罪"的宗教教义为人性的罪恶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同是坚持性恶论,中国荀子和认为人有"自为"之心的法家与西方近代的霍布斯、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中西政治思想的变迁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渐变中的人性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的影响
［ ］西方政治制度很多都是基于对人性假设基础上设计出来 的。在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先哲提出不同的人性的观点来为政治制度出谋 划策，但是笔者认为古代先哲们研究中国人性观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人性 在政客的手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近现代学者又往往容易忽视人性论 基础性作用。笔者想通过自己粗浅的理解，重新设计一种渐变的人性观， 为屮国制度的设计提供一些冇益的参考。
［关键词］人性；渐变；政治制度；设计 D62 A 1007-4244(2014) 07-076-2
本文是以渐变屮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屮西方人性论的研究， 来阐释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一、人性论假设以及政治制度的设计
(一)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人性论及政治制度设计简述
最早把人带入粋学殿堂的是古希腊智者学派创始人普罗泰格拉。他提 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著名命题。但这时候的人性仅只人的自然天性和自 然功能，与政治、伦理尚没有产生联系。西方人性的真正始作俑者是苏格 拉底，认为人性包含了理性和道德，人们可以通过自省来唤醒天赋的理性 和德性，同时又认为“知识即美德”，通过知识教育可以培养美德，从而 唤醒作为天赋的德性，但是仍没有対政治制度提出很好的设计，只是简单 主张建立正义的城邦。直到他的学生柏拉图出现，才正式走进政治。柏拉 图继承了苏格拉底人性最搞的境界是善，但是人性中还掺杂了理性、激情、 欲望，并最终得出不同的政治模式，其屮认为最好的政治模式是贤人政治, 用理性来克制激情与欲望。亚里士多徳乂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扩展 了政治模式，并最终培养岀了哲学王一亚历山大大帝，用智慧来掌握集权, 打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童话。当崇尚以善治国的城邦制度被罗马的铁蹄征 服时，罗马基督教政治思想控制了整个中世纪，主张原罪说，人性必须服 从于神性，而?且无法解释神性。随着神权与君权矛盾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