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盗宝案真相 栗里
前些日子报章报道了70年前的一段旧事,详述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围绕故宫博物院的废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终因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和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继一番慷慨陈辞,故宫博物院终得善果。 其实,就在此后不久,故宫博物院里又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事件。而这场不光彩的闹剧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这位张继。 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消息后,极为悲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深切怀念。20年代,易培基曾任处理故宫事物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委员。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单。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煜瀛)为理事长,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张继(溥泉)内定为副院长,他们都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芥蒂。 张继是河北沧县人,1902年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参与了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开除党籍。1926年张继作为西山会议派头目在上海主持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成为国民党内三足鼎立的一方。1927年9月国民党内三派在反革命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张继于次年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太太崔振华在国民党上层社会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 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张继为故宫文献馆馆长,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 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着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000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亲往经办的,于是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对李更加极为不满。 凭着张继的资历和在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多项职务,在故宫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致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满与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
崔振华起诉易院长李秘书长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 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
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
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 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强加于人的罪责,掩盖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而此时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信息来源:湖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