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手的故事》主要讲了什么？

豪夫

我从小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长大。我父亲在宫廷中做事，空闲时间经营一些香料和丝绸，赚了不少钱。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耳濡目染，使我无形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在亲自启发开导我的同时，又让我去教士那里听课。当我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决定要我接管他的商店，但是，当我显露出来的才华高出他的期望值的时候，他又决定按朋友们的建议，要我学医。因为，一位医生的医术如果高于一般的江湖医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机遇是很多的。同时，也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有一天，我家来了许多法兰克人，其中一人劝我父亲把我送到他的祖国去，到巴黎去学习。在那里，学习这种专业是免费的，而且能够学得最好。他甚至想在他回家时把我带去，不要我出钱。我父亲年轻时也喜欢旅行，就欣然同意了。这个法兰克人对我说，我可以在三个月内做好出发的准备。能到外国生活，这使我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恨不得马上就上船出发。那个法兰克人终于做完了生意，准备上路。

出发前夕，父亲把我领到他的小卧室。在那里，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漂亮的衣服和武器。但是对我的目光更有吸引力的，还是一大堆金币，这么多金币放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拥抱我，对我说：“亲爱的孩子，我给你买了旅途上穿的衣服，那些武器是给你的，是我出国时你祖父给我挂在身上的。我知道你会使用。但是，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决不要使用它。要打的时候，就一定要狠狠地打。我的财产不多，亲爱的，我把它们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你的；第二部分是我的生活费和备用金；第三部分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那是供你救急之用的。”我的老父亲这样对我说，两眼泪光盈盈。这或许是一个不祥之兆吧，因为我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平安抵达。不久就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家，又走了六天才抵达大都市巴黎。我这位法兰克朋友替我在巴黎租了一间房子，劝我不要乱花钱——这时我身边共有两千银币。我在这个大都市住了三年，学到了作为一个名医必须具有的医术。但若是说我很愿意留在巴黎，那我就是撒谎了，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不适合我，同时，我在巴黎交到的好朋友也寥寥无几，不过都是些高贵的青年人罢了。

我的思乡之情终于变得更加强烈了——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我父亲的任何消息，因此，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回家去了。

这时法兰克斯坦正要派遣一个使团到东方，我应聘作为外科医生加入使团的随员团中，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我发现我父亲的房子上了锁。乡邻们看到我都很吃惊，他们告诉我，我父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了。在我幼年时代教导过我的那位教士，给我送来了钥匙。我孤零零地走进那所荒凉的房子里——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全都没有动，只有他答应死后送给我的钱不见了。我向教士追问这笔钱。他鞠了一个躬，说道：“您父亲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圣徒死去的，因为他把他的这笔钱捐赠给教会了。”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证据反驳教士。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把所有房子和父亲的货物当作捐献物品。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不幸。可是自从那时起，打击一个一个接连不断，我作为一个医生，一直没有把名气传出去，因为我很清高，不好意思到市场上去推销自己。我没有父亲的处世能力和社交才能。他如果还健在，肯定会把我介绍给富贵人家的。这些人再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可怜的扎罗伊科斯了。父亲的货物也找不到市场，因为自从父亲去世后，老客户们纷纷走了，新的客户得慢慢寻找。

当我对这种处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法兰克的时候，经常看见我国同胞，他们走遍全国，在各个城市的市场上展销商品。我记得很清楚，当地人喜欢购买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来自异国他乡。做这种买卖，可以获得百倍利润。我很快作出决定，变卖父亲的房子，把所得的一部分钱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管，又从剩下的财产中拿出一些购买法兰克所缺少的物品，例如围巾、丝织品、化妆品和食油等。我在一条船上租了一个舱位，踏上了第二次赴法旅程。

出了达达尼尔海峡，我的运气似乎来了。我们的航程短，而且顺利。我走遍法兰克的大小城镇，发现各地顾客踊跃购买我的货物。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朋友不断发来新鲜货，我一天一天地富起来，终于积蓄了足够的财富，深信可以大胆地做一笔较大买卖了，便带着货物来到了意大利。有一点我也必须承认，那就是：我之所以赚了不少钱，还得益于我的医药知识。我每到一个城市，都请人张贴广告，宣传来了一位希腊医生，治愈过好多人的病。我的药膏和冲剂确实帮我赚了不少钱。于是，我来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打算在这个城市多呆些时间，一方面，我在这里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在长期奔波劳累以后，我也想得到充分休整。我在圣克罗齐区租了一个门面，门前很宽阔，人流也比较多，非常适合卖东西。在不远的一家旅店租了几个漂亮的房子，房子外面有一个阳台。一切安顿好了之后，我马上贴出广告，说我在这儿行医兼经商。我的铺子刚一开张，顾客就川流不息地涌来。虽然我要价高一点，但还是比别人卖得多，因为我对顾客很殷勤、和蔼。

我在佛罗伦萨市很愉快地度过了四天。有一天晚上，当我已经打烊，正要照例盘点时，突然发现一个小盒子里有一张便条。我不知道这是谁放进去的。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邀我今晚十二点整到一座桥上去，这座桥大家称为古桥。我考虑了很久，请我的人是谁呢？既然我在佛罗伦萨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人想必是要暗中带我去看一个什么病人——这样的事本来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决定前往，但为了确保安全，我把父亲以前送给我的佩刀也带上了。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独自动身前往，很快到了古桥。桥上不见人影，我决定等到他出现的时候，相信他会叫我的。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月光如水。我俯首观赏阿尔诺河水，见它在月光中泛着微波。市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我直起身来，眼前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一件红色斗篷把他全身裹住，斗篷的一角遮住了他的脸。开始，我有点怕，因为他过于突然地站到了我的背后。但是，我马上控制住了自己，对他说：“既然是您把我叫到这里来，那么我想问你，有什么吩咐？”

披红斗篷的人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我走！”

天啊！单独同这样一个陌生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的确使我有些胆寒。我站着不动，说道：“这样不行，亲爱的先生，您首先得告诉我上哪儿去。另外，还要烦您稍露尊容，让我看看，您是否对我怀有好意——不然的话，我只好说：‘恕不奉陪。’

披红斗篷的人对我的话似乎不当一回事。“如果你不愿前往，扎罗伊科斯，那就不用来了。”他一面回答，一面向前走去。

我忍不住火冒三丈。“您以为您是谁，”我大叫道，“凭我这样的人会随便让一个浑小子捉弄吗？您以为我会在这种寒冷的夜晚白白等人吗？”

我一个箭步快速来到他背后，一手抓住他的披风，咆哮如雷，同时另一只手握住刀把。可是，披风虽然抓住，人却从前面第一个转弯处溜走了。我的怒气渐渐平静下来。披风尚在我手里，这就会使我找到线索，弄清这件奇怪的事情。于是，我把它披在肩上，向住所走去。走出大约还不到一百步远的时候，突然有人紧紧地贴着我旁边跑过，用法文悄悄说道：“当心些，伯爵，今晚上干不成了。”

正当我想回头看时，那人已经跑过去了，只见一道黑影在房子上一晃即逝。我知道这话不是向我说的，而是向这件披风的主人说的，但我仍然没有找到弄清真相的线索。第二天早晨，我考虑了对策。最初，我打算拿着斗篷去叫卖，就好像它是我捡来的一样。但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有可能通过第三者取走，我就得不到弄清事实真相的线索了。我一边思索，一边更细心地观察这个斗篷。面料是紫红色的热那亚厚天鹅绒，边料是阿斯特罕毛皮，上面绣满了金线，斗篷的豪华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心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

我把斗篷带到街上自己的店子里去出卖，给它定了很高的价格，我相信找不到这样肯出钱的顾客。我的目的是，对凡是来打听这件皮货的人，我都仔细观察，因为失去斗篷的那个陌生人，虽然当时是一闪即逝，但毕竟露了一下脸，即使在成千上万人中，我也会把他认出来。有兴趣购买的人很多，它极其漂亮的款式吸引着所有过路的顾客，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模样像那个陌生人，没有一个人愿以二百枚金币的高价买那件斗篷。我特别注意到，当我问起，佛罗伦萨是否做过这样买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没有，并且肯定，从来没有见过一件这么名贵的、这么令人爱不释手的工艺品。天快黑了，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经常光顾我的商店。今天，他出很高的价买这件斗篷，把一个钱袋往桌子上一放，高喊：“上天作证，扎罗伊科斯，我一定要买下你的斗篷，就是去当乞丐也在所不惜。”

他一边喊，一边不停地数金币，这真让我进退两难。我把斗篷挂出来，完全是为了引起那个陌生人的注意。谁料到来了个傻小子，竟然愿意出异乎寻常的高价买它。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不卖也得卖。仔细一想，觉得卖有卖的好处，可以作为对于我那个夜晚冒险行为的一种补偿。那小子披上斗篷就走，可是还没有出门又折了回来，把一张贴在斗篷上的纸条揭下来，扔给我，说：

“这里，扎罗伊科斯，挂了一件东西，看样子不是斗篷原有的。”

我信手接过纸条，并不在意，随便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十二点请将斗篷送到桥上，四百金币相谢。”

我被这一消息惊呆了，虽然我开始没有当一回事，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出去，快步追上了那个买走披风的小伙子，递给他二百金币。我说：“请收回你的金币，朋友，把斗篷还给我吧——我不卖了。”

起初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看见我是认真的，不禁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最后我们竟打了起来。侥幸的是，在搏斗时我从他身上把斗篷抢到了手。我正要跑开时，这小子喊起警察来，并把我拖到了法院。法官听了控诉很惊异，随即把斗篷判给了对方。于是，我对这个青年说，如果他把斗篷让给我，除了退还他二百金币外，我还另外再给他二十个……五十个……八十个，最后加到一百个金币。——钱是万能的。他终于收了我的金币，我拿着斗篷得意洋洋地走了，全佛罗伦萨的人都把我当作神经病，我只好装作没听见。别人的意见我并不放在心上——毕竟，我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件买卖上我还是赚了一大笔钱的。

我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大约在上次出门的同一个时刻，我把斗篷夹在左臂下面，前往赴约。钟敲响十二点时，从黑暗里走出一条人影来到我的跟前。这显然就是昨晚那个人。

“披风你带来了吗？”他问我。

“带来了，先生。”我回答说，“但它花了我整整一百个金币。”

“这我知道，”那人回答说，“看着，你将得到四百。”

我跟他来到桥栏旁边后，他就开始不停地数起金币来。整整四百个，在月光中亮晶晶的发出金色的光芒，我不禁心花怒放。唉，没想到这竟是我心灵中的最后一次快乐。我把钱放在衣袋里，很想趁机把这位慷慨的陌生人好好看一看。但他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露出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望着我，很吓人。

“谢谢您的赏赐，先生。”我向他说道，“现在您有什么吩咐？不过我先向您说明，我不能做非法的事情。”

“不必多虑，”他回答说，同时把斗篷披在肩上，“我需要你的医术帮忙，但并非处理一个活人，而是死人。”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回答。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一边述说，一边招手，示意我跟他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妹妹昨天暴病而亡，亲戚们想明天埋葬她。但是，根据我们家族的一种古老习俗，所有的人都要安葬在祖先的墓室里。很多人死在异国他乡以后，其亲人也要千方百计经过一定的防腐处理运回家乡安葬。现在，我同意把她的躯体交给我的亲戚带走，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把她的头带给我父亲，让他再看她一眼，她毕竟是他的女儿。”这种把亲人的头颅割下来的习俗，虽然使我感到恐惧，但是我不想提出反对意见，怕得罪这个陌生人。因此，我对他说，给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我可以做，请他引我到死者那里去。但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一定要在夜间秘密进行呢？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这种做法太残酷，如果白天做，他们会反对的。但是一旦把她的头割下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虽然可以把头割下来，但是一种天然的感情使他不忍心下手。

不知不觉中，我跟着他来到了一幢豪华的大厦前。我的同伴指着它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夜间散步的目的地。我们经过大厦的正门，进入一扇旁门。进门后，陌生人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在黑暗中登上狭窄的螺旋式楼梯。这个楼梯通往一条灯光暗淡的过道，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灯是点亮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具尸体。陌生人把脸转过去，似乎是不想让我看见他流泪。他指着床上，暗示要我干净利落地把事情办完，然后迅速走出门。我把作为一个医生常带在身上的手术刀取出来，向床边走去。尸体只露出一个头，这个头很美，我看了后不禁从心底里感到惋惜。乌黑的头发结成长长的辫子向下垂，脸色苍白，双眼紧闭。我按照医生截肢手术操作规程，先在皮肤上切开一个口子，然后拿出我最锐利的刀子，一刀就把喉管切断。多么可怕！死者睁开眼睛，又立刻闭上，发出长长的呻吟声。她的生命气息看来到这时才完结。与此同时，一股热血从伤口喷涌而来。我深信不疑，是我刚才把这个可怜的女子杀死了。因为她已经死亡，所以毫无疑问，她受了这样重的伤，是没有任何办法挽救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犹豫不决，呆呆地在那里足足站了好几分钟。我想，难道是我被那个披红斗篷的人骗了？难道他的妹妹原来是假死？后面的设想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大一些。但是，有一个想法不能对死者的哥哥说，那就是，假如手术稍微慢一点点做，也不至于把她杀死。想到这里，我就想干脆把头完全割下来。但是，死者又呻吟了一次，痛苦地动了几下，才真正死去。

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精神麻木，在神情恍惚中，跌跌撞撞冲出了房间。可是，过道上的灯已经熄灭，一团漆黑，同来的那人不知去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好不容易才找到螺旋楼梯。我跌跌撞撞下了楼梯，下面同样没有一个人。我发现门是虚掩的。到达街上时，我的呼吸才平和一点。在那间房子里，我差点吓死了。在恐惧感的驱使下，我跑步回到家。一头钻进被窝里，想把刚才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情忘掉。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才渐渐恢复平静。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暴行。我想，引诱我去干这件事的人，总不至于出面告发我吧。我立刻决定到店里去做生意，尽可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仔细一想，糟糕——以前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上面——我的帽子、腰带以及刀子都不见了，不知是忘记在死者的房间里呢，还是在我逃跑时丢失了。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人们因此会发觉我是凶手的——天啊！

不管怎样，我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此，我像往常一样按时开了铺门，我的邻居马上向我走来。他是个健谈的人，每天早上都要和我侃一会儿。

“哦，您怎么看，”他开口说道，“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一片愕然。

“怎么，满城都沸腾起来了，您竟会不知道？您当真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一朵花，比安卡总督的女儿，昨晚被人谋杀了！唉！昨天我还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和她的未婚夫坐着车从街上经过，因为他们原本今天就要举行婚礼的。”邻居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入我的胸膛。痛彻心肺，而且没有止境，一阵刚过，一阵又来，因为每一个顾客都向我说起这件事，越说越可怕；然而谁也不能说得像我亲眼看见的那么可怕。

中午时分，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进我的铺子，叫我把闲人支开。“扎罗伊科斯先生，”他说，一面取出我遗失的物件，“这些东西是您的吗？”我考虑了一下应不应当完全否认；但当我从半开的门户中看见我的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恐怕他们会出来作证，我决定不让一句谎话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就承认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穿制服的人叫我跟他走，把我带到一所高大的房屋里，我马上看出就是监狱。他在里面暂时指定一个房间让我呆着。

我一个人呆在监牢里，想起我的处境，觉得可怕极了。即使是出于无意，我也是杀了人。这个念头老是在脑中重复出现，挥之不去。我也不能不承认，金钱的光芒晃瞎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盲目地去干这件事。

两个小时之后，有一人开了门，让我跟他走，经过几道楼梯，来到一间大厅堂里。堂上摆着一张长桌，桌上蒙着黑布，周围坐着十二个人，大半是白发老人，大堂两边摆着一长串条凳，坐满佛罗伦萨的上流人物——高高的楼厢上挤满观众。当我走到黑桌子前面时，一个面容很凄惨的人站了起来。这就是总督。他向在坐的人说，因为他是死者的父亲，不能审判这件案子，这一次他让给年纪最大的议员。这个议员至少有九十高龄，弯腰屈背地站着，两太阳穴披着稀疏的白发，两只眼睛还燃着熊熊的火焰，说话的声音也很有力、清朗，他开口问我，承不承认谋杀人命。我请求他听我辩护。于是我勇敢地侃侃而谈，把我做的和知道的事全部讲了出来。我看见，当我申辩的时候，总督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发红。我一说完，他就怒冲冲地跳起来说：“怎么，你这恶棍！”他向我叫骂道，“你还想把谋财害命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

老议员责备他不该插言，因为他已自动将他的权力让给了他；而且说我谋财害命，也没有证据，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话，死者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丢失。他还进一步向总督说，他得交代一下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断定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同时他宣布今天停审，等总督交来死者的信件参考一下再说，于是我又被带进监狱。监牢的生活实在难熬，惨不忍睹，我时刻都在渴望着早一天能弄清楚死者和红衣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上法庭，桌子上放着好几封信。年老的议员问我这些信是不是我的亲笔。我把信看了看，发现信和我收到的两张便条笔迹相同，无疑是一个人写的。我向议员们说明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重视我的话，反而说两者都可能，而且必定都是我写的，因为信后的签署清清楚楚是一个字，正是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信上写的都是恐吓死者的话，并警告她停止正拟举行的婚礼。

总督大约对我的人格作了别有用心的说明。因为这一天，他们对我残忍、严厉多了。我根据我的两张便条力辩，我还以为这两张便条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呢；谁知他们说是已经全面搜查过，没有发现什么便条。这一来，当天开庭完毕时，我的一切希望也完了。第三天，我又被带到法庭上。他们向我宣判，硬加给我谋杀人命的罪名，决定处我死刑。我竟得到这样的下场。亲人离散，家乡遥远，年纪轻轻的就得无辜死于刀斧之下！

这个可怕的日子决定了我命运的终结。晚上，我坐在寂寞的死牢里，一切希望都已消失，我的全部思想严肃地集中在死上。这时牢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默默地看了我好久。

“我又找到你了，你是扎罗伊科斯？”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没有认出他。但是他的声音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对，是瓦勒蒂，是我在巴黎求学期间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说，他是碰巧到佛罗伦萨来的，他父亲住在这里，是个很有声望的人。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后，便再一次来看看我，并向我本人了解情况，弄清楚我怎么可能犯这么重的罪。我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向他述说了一遍。他似乎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并且要我对他和盘托出，不包含只言片语的谎言。我向他发出最庄严的誓言，保证我所说的情况句句属实。我只有一个过错，就是让金钱的光芒照瞎了眼睛，从而没有识破那个陌生人的花言巧语。除此之外，我没有过错。

“如此看来，你真的不认识比安卡？”他问。

我敢向安拉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漂亮的小姐。瓦勒蒂对我说，这件事情中恐怕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总督非常急切地要把我置于死地。现在人们中间已经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早就认识比安卡，是为了报复她准备嫁给别人才把她杀死的。

我毫不隐瞒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谣言完全适合那个红衣人，但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与这件事有牵连。瓦勒蒂拥抱着我，失声痛哭。他答应尽一切力量，至少要挽救我的性命。尽管我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精通法律，而且他是会尽量想法营救我的。我在半信半疑、惶恐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两天之后，他终于出现了。

“我为你带来了宽慰，虽然这也是一种痛苦。但你将保全生命，并得到释放，但要牺牲一只手。”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朋友救了我的命。他对我说，总督坚决拒绝重新审理此案，但他为了避免产生不公正的印象，最后还是同意，只要在佛罗伦萨史书上有类似案例的记载，他就同意按那个案子的方式，对我作出判决。他说，他和他父亲日夜不停地翻阅古书，终于找到了一个类似我的案例。书上记载的案情是：犯人的左手要被砍掉，财产被没收，本人永远被流放。这次对我的惩罚也是如此，我现在只好等待我的那个痛苦时刻的到来。我不想给你们描绘那个可怕的时刻。那时，我在露天市场上把手伸到刑台上，我的鲜血弯弯曲曲流遍了自己的全身。

瓦勒蒂把我接到他家。我康复后，他慷慨地送给我盘缠，因为我千辛万苦赚来的一切，都变成了法院的战利品。我从佛罗伦萨来到西西里岛，从那里随便乘上一条船到君士坦丁堡。我寄希望于拿到我存在朋友手中的那笔钱，我还请求他允许我住在他家。使我惊讶的是，他反而问我，我为什么不住自己的家。他对我说，一个陌生男子在希腊区以我的名义购买了一栋房子，并且告诉我的这位朋友，说我很快就会回家。我和我的朋友立刻到那里去，受到我所有的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位老商人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为我买房子的人留下的。

我念道：“扎罗伊科斯！世界上有两只手正在不停地工作，以使你不至于感觉到丧失了一只。你眼前这所房子，以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你的。每年都会有人给你送来许多钱，你将属于贵国人的富翁之列，但愿你宽恕一个比你更为不幸的人！”我早就猜到这是谁写的，老商人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据他看来，此人是个法国人，穿一件大红斗篷。——不用说，这个陌生人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

在我新房子里，各种东西都很齐备，还有一个铺面，堆满了货物，比我原有的货物还要齐全、漂亮。从那时起，迄今已有十年了。我一直继续外出经商，这并非因为生活的需要，而是由于我有这种老习惯。但我从来没有再去佛罗伦萨，这是个使我倒霉透顶的城市。每年我都如数收到一千金币。不过，虽然我很高兴，知道这个倒霉鬼还有良心，但他也不能用金币把我心灵上的忧郁购买去，因为比安卡被杀死的那副惨相永远浮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