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颂 郭沫若 写作背景

《屈原》写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尽管积极抗日，却还不忘反共，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历史剧《屈原》，以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

《屈原》在当年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上演，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许多爱国者的共鸣。每次演出都被观众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个剧最终被国民党当局禁演。

　　雷电颂的写作背景：写于 1942 年 1 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日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郭沫若借历史上的屈原的悲剧，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

　　郭沫若的生平：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屈原生平及遭遇：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端午节的由来——看看屈原的纪念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舟)人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有的还在小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他们。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另一个传说是，唐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听见黄巢来了就纷纷逃难，惟恐避之不及。这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妇人背著包袱，手里抱著个男孩象是在逃荒，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那妇人说，“听说黄巢杀人不眨眼，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只好带着孩子逃命去了。”黄巢听罢，对这妇人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回去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们家的人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老乡亲。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了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郭沫若借历史上的屈原的悲剧，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全剧分为“橘颂” “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五幕。作者对伟大诗人屈原的“独立不移”“坚贞不屈”“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的塑造，撼动了进步人民的灵魂。课文节选的是第五幕的第二场，是全剧的高潮部分。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多少爱国人士的共鸣。这段著名的长篇抒情独白用风雷电与黑暗的撞击，表达了屈原与旧世界决绝的心声，充满了对光明的讴歌和向往。屈原和雷电同化了，而郭沫若又和屈原同化了。人们可以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统治，扼杀言论自由，摧残进步力量。作家们不得不改用隐晦曲折的形式暴露现实的黑暗，抨击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创作历史剧的热潮。郭沫若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与时代的责任，从历史回顾中汲取斗争的力量。

《屈原》是郭沫若这一时期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代表爱国阵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阵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为主要线索，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正如周恩来所说：“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写作背景:《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郭沫若借历史上的屈原的悲剧，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全剧分为“橘颂” “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五幕。作者对伟大诗人屈原的“独立不移”“坚贞不屈”“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的塑造，撼动了进步人民的灵魂。课文节选的是第五幕的第二场，是全剧的高潮部分。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多少爱国人士的共鸣。这段著名的长篇抒情独白用风雷电与黑暗的撞击，表达了屈原与旧世界决绝的心声，充满了对光明的讴歌和向往。屈原和雷电同化了，而郭沫若又和屈原同化了。人们可以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写作目的:郭沫若曾表示，《雷电颂》是受了屈原《天问》中“薄暮雷电”的启示，想表达“天问”的意境。实际上，“雷电颂”呼风唤雷的激情，毁灭诸神的愤怒，磅礴宇宙的气势，直接显露了郭沫若鲜明的个性、冲动的气质、炽热的感情，接近于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而且具有深沉的现实指向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有力地抨击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抗日的斗争意志，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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