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博物馆

2024-11-21 22:28:22

推荐回答（5个）

回答1：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主要是晚清以来江南几位收藏大家的一批流传有绪的名品，如著名的大克鼎等。上博陶瓷器的收藏集中了江南的大部分精品，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细刻陶器，为稀见之品。原始青瓷的收藏，也是馆藏的特点。上博历代书画的地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说。书法中，王献之的《鸭头丸贴》、唐高闲的《千字文卷》等，皆为一代的杰作。绘画中，唐孙位的《高逸图》、五代董源的《夏山图卷》等都是稀世之珍。至于明清两代画家作品的收藏，更为当代之冠。
青铜器馆：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传世青铜器流散在美、英、法、德、日等国的博物馆，各有一定数量。近40年来，陕西、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有大量出土文物，但成系统的收藏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最为突出。上海博物收藏的青铜器又以具有长篇铭文和著录的重较多为特色。
陶瓷馆：它是一部中国陶瓷史的缩影，从原始社会的彩陶至商、周原始瓷，东汉、三国、西晋的青瓷，沿着陶瓷发展的轨迹，一直到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官窑器，都有展出。同时还有古代瓷器制作作坊和窑炉的模拟陈列。
绘画馆：上海博物馆收藏绘画以明清文人画为主。展品有唐孙位《高逸图》，五代董源《夏山图》，北宋巨然《万壑松风图》、宋徽宗《柳鸦芦雁图》等国宝级珍品，以及南宋、元、明、清的名家原作。
书法馆：把绘画和书法分为二个专馆，是老一辈专家苦心征集而逐渐形成雄厚收藏的结果。这里展出有代甲骨文、两周的金文、石鼓文以及秦、汉至两晋、南北朝等各个时代的文字与书法作品。
雕塑馆：除陈列部分木雕、陶塑外，以石刻塑像为主。这里有北魏、北齐、北周和隋唐雕塑，以及为难得的南石刻、金铜佛像等。
钱币馆：我国有3000多年使用金属货币的历史，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币比较齐全。这时不仅收藏了历代铜铁铸，战国的金币，还展出金、无钞版和明清金银货币，还有沿丝绸之路各国的金、银货币等。
玉器馆：将以特殊设计的灯光展示史前以及三代以后的历代玉器珍品。
家具馆：设明式的厅堂、书斋和卧房三间陈列室，展出明清藏品，同时展出香港庄民先生捐赠的一大批明式家具。中国古代家具历来为人们所珍爱，这里的展出必将引起国内外观众浓厚兴趣。
玺印馆：中国历代玺印是研究各个朝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职官和文学、艺术的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馆内展品的重点是战国玺印、两汉官印和明清流派印。
大克鼎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五件不得出境国宝之一。大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所铸的青铜重器，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大克鼎铭文共28行290字，记载了周天子对贵族“克”的册命辞，字体圆润古拙，又不失劲健，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大克鼎原为收藏家潘祖荫收藏，1951年捐献给了国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文物。

回答2：

　1893年英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界碑
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上海县城（今人民路中华路圈内）的北面，相继出现了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成了公共租界。20世纪40年代初期，外国租界先后消失。近百年租界时期结束了，但反映那时期的物品多少还留存了一些下来，其中有标示租界边界的界石、在租界内外外国人租地的界石和工部局道路界石等等。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品总数约11万件，分十五大类:书画、金属、陶瓷、工艺、证章、文献、印刷、纺织品、石刻、钱币、照片、剪纸、邮票、唱片和其他杂项等。其中明代韩希孟顾绣花卉虫鱼册、侯峒曾行书轴、七宝寺藏金字写经、近代陈化成抗英遗物"振远将军"铜炮、太平天国大花钱、原汇丰银行门前铜质对狮、1893年英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界碑等是馆藏重要文物。

回答3：

上海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清光绪中期（公元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大克鼎气魄雄浑，威严沉重，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它一改商代兽面纹肃穆精致的静态美，以充满动态的起伏连绵，给人以晓畅通达的韵律感，是西周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独特装饰，也标志着商代青铜花纹神秘宗教气息的渐渐远离，和西周以来“天道远、人道迩”、“敬天法祖”人文思想相抬头。同时，它也是权力的象征，现代人把它作为鼎盛繁荣的化身，鼎立相助的承诺。

回答4：

《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是清朝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在光绪庚辰三年三月（西历为1880年4月中旬）奉上海道台刘瑞芬之命所绘的一幅新闻纪实图。该画画心长92厘米、宽65厘米，画中除了吴友如的绘画和题词外，还有上海会审公廨谳员陈福勋的一段题词及落款。这幅画是吴友如在主编《点石斋画报》之前的一幅重要作品。至于此画的技法、成就如何，笔者不懂艺术，不敢妄加评论。笔者在这里就这幅画所记载的某些史实进行考订。
《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的主题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上海道在豫园宴请德国皇孙。但他宴请的是哪位德国皇孙？他为何来上海？画面题词中虽然已经讲了宴请的是德国皇孙“海哪哩”。但懂行的人都知道，“海哪哩”是当时的中国人给外国人的一个音译名字。“海哪哩”的本名是什么？为了查找这个“海哪哩”的本名，笔者专门去翻阅了英文《字林西报》。这份报纸对德国皇孙访问上海也曾作过报道。在《字林西报》的报道中，德国皇孙即H.R.H Prince Heinrich。在德国历史上，曾有两个H.R.H Prince Heinrich.：一个是生活在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的弟弟，一个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孙子。后者生于1862年，卒于1929年。显然，这幅画中的德国皇孙应该是后者。1880年他正好18周岁，这与《申报》的描述基本吻合（申报记者估计亲王约20余岁）。《字林西报》1880年4月17日报道中曾指出，德国亲王是威廉皇帝的孙子。这可以进一步证明，《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中所说的德国皇孙就是威廉一世的孙子，他的全称是Prince Albert Wilhelm Heinrich of Prussia。此人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甥，也是威廉二世的弟弟。在德国，人们习惯称他为 Heinrich亲王。1897年山东胶州湾事件中，Heinrich亲王率德国海军来镇压中国人并觐见中国皇帝。在那段历史记载中，Heinrich亲王被称为“普鲁斯理”亲王（见刘培华著《近代中外关系》下册第41页，该书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关于Heinrich亲王1897年率军侵犯中国领土之事，诸多历史书中都有记载。但对他1880年来上海访问一事，史书上很难找到有关记载。就连上海地方志委员会编写的专门撰述上海外事活动的《上海外事志》中，也没提到德国亲王访问上海一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幅《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所述史实是真是假呢？笔者专门去翻阅了当年上海滩上最有影响的两份报纸：《申报》和《字林西报》（英文）。结果发现：1880年4月中旬的《申报》、《字林西报》对Heinrich亲王访问上海一事做过多次报道。只不过两份报纸报道的角度不同，详略各异。但总的来说，这两份报纸的报道证实《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所述史实基本属实。因此，这幅画的出现，可以弥补《上海外事志》、《近代上海大事记》等史书漏记“1880年4月德国亲王访问上海”这一史实的缺憾。
但德国Heinrich亲王为什么要在1880年来上海？看这幅画时，人们不禁会提出这个问题。一份关于Heinrich亲王的资料表明：1877年15岁的Heinrich亲王参加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接受海军训练。1878-1880年，Heinrich亲王做环球旅行，作为他海军学习的必修课程。上海是他环球旅行中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德国皇孙并非专程访问上海。他乘船到达吴淞港口后，“恐烦供给，又恐潮水涨落不时，不欲驶入上海”，是在德国驻沪领事及其水师军官再三邀请之后，Heinrich亲王才临时决定登陆上海访问。
对于一个顺道访问上海的的德国亲王，上海道给予其隆重而热情的款待。《申报》1880年4月19日报道了“上海道豫园宴请德国皇孙”的情景：
刘芝田观察昨早偕印委各员在邑庙豫园萃秀堂内备办中外大菜请德国皇孙赴宴。堂中皆悬灯结彩，豫园门并新北门皆有护军营勇列队伺候；又派淮军毅勇四十名与西国鼓乐往迎。皇孙于十一点钟时乘绿呢大轿而来，仪表轩昂，年约20余岁；并有各国领事及各翻译与统带水师官，皆乘肩舆，共计二十三位。到时升息鼓乐，道宪率属亲自出迎，握手相见倍极款洽……唯席间如何酬酢及所议各事，以闲人不能入内，故未详悉云。
上海道刘芝田（1827-1892），即刘瑞芬，安徽贵池人，字芝田。1862年他随李鸿章淮军来上海，镇压太平军。1877年5月刘瑞芬署理上海道台，任内与工部局交涉拓展麦根路事宜。1878年9月到1882年6月，刘瑞芬正式担任上海道台。刘芝田为什么要盛情款待德国亲王呢？
这就要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德关系说起。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英国向德国转移。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德国对于中国早已萌发侵略野心。早在1861年德国就与清政府签定《中德条约》，分享英法联军侵华战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尚未像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中德基本相安无事。正在进行洋务改革的清朝官员李鸿章等主张对德国修好。因为“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而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毗连，亦无传教及贩卖洋药等事。”（见《李鸿章全集·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76年，在李鸿章推动下，清政府向德国派出了一批留德学生。1880年前后，李鸿章聘请德国军官训练淮军，并提请清政府购买德国军舰装备中国军队。清政府实力派官僚这样做的目的，既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也是主动向德国示好，结交德国以抗衡其他国家侵略的一种外交策略，即近代中国外交界盛行的“以夷制夷”之策。 1880年被李鸿章派赴德国订购军舰的著名军火专家徐建寅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在德国演讲时曾讲道：“今我国拟在伏尔坚厂订造一船，足证我国与德国交谊之厚。”《清史稿•志十六•邦交》记载：“光绪十年，赠德皇景泰窑器，答历次派员监造船舰，拔借鱼雷及兵船教习等事，修好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出现上海道台盛情款待德国亲王的一幕是很自然的。1880年刘芝田还应李鸿章之请，派金楷理赴德国协助徐建寅采购军舰。《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正是19世纪80年代清朝官员积极主动地向德国示好、攀交德国的一种真实写照。历史证明，清朝官员们与德国修好、结交德国的思想是“一厢情愿”。1897年，正是德国借“胶州湾事件”引爆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上海道台曾经热情接待过的Heinrich亲王则是侵华德军的急先锋。
上海道台在豫园宴请德国皇孙的具体地点，《申报》报道与《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所示不同。《申报》报道：“刘芝田观察昨早偕印委各员在邑庙豫园萃秀堂内备办中外大菜请德国皇孙赴宴……”而《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中不仅楼宇匾上清楚地画着“仰山堂”三个字，而且画面题词中有“观察刘公觞于豫园中。峰回路转城市山林之仰山堂是日也重轩洞开冠带云集…”之语。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有误？笔者认为《豫园宴请德国皇孙图》的说法更可信。从画面题词来看，画面题词者陈福勋是此次宴会的参加者之一。陈虽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但同治七年（1868年）起就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一直到1880年他仍然是公廨谳员。在出席这次宴会前，他在上海居住至少也有十二年了。在此期间陈福勋还多次被派去办理马嘉理事件、华侨被拐案、收回淞沪铁路等重要对外交涉事件。陈福勋不至于分不清豫园内挂着醒目匾额的几个厅堂。创作这幅作品的吴友如，如果没有亲自参加这个宴会，也很难画出这么细致的作品来。两位当事人留下来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而《申报》记者在报道这次宴会时透露：“惟席间如何酬酢及所议各事以闲人不能入内故未详悉云。”也就是说，记者并未参加宴请。根据记者自己的描述，宴请当日，豫园戒备森严，记者很可能没能靠近宴请的楼堂。这样看来，《申报》记者报道出现失误的可能比较大

回答5：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现已选定新的馆址——南京西路黄陂中路路口的原上海美术馆。该项目于2016年年开工，预计2017年建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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