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幽雅的舞姿,看那婀娜的身材,看那美丽的翅膀。那不正是空中的舞蹈家蝴蝶吗!我以前特别讨厌这种昆虫,不知为什么现在开始特别注意它,想知道它的一切。看!前面的两只蝴蝶正在互相追逐着。白色的翅膀上缀着几条美丽的黑色花纹。微风一吹,一对触角随风摆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美丽并不是天生所赋有的。而是一次次的新生,一次次的痛苦换来的。看着眼前的这两个小东西。心里也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喜爱。
我以前抓过两只做过观察。它们先是装死,见不起效,就慢慢起身,看见有同类。就用触角和翅膀轻轻碰一下另一只蝴蝶。另一只也跟着站了起来。两只小东西就开始在我的笼中瞎跑不停的找出口。有一只在我捕蝶着别我弄伤了,一瘸一拐的并没有因身体的情况而呆在笼中不动。
仿佛像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儿。但谁都知道它们这种做法都是枉然的。最后我还是把它们放了。我知道,它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很快它们又重新有了精神,一起向远处飞去。飞的很轻快,飞的很高。好像怕我又要把它们抓区似的。能看的出它们显然比在我家时快乐的多。看着美丽的蝴蝶在空中漫步,跳舞,追逐。霎时一种喜悦涌上心头。只有对它们默默的祝福。希望它们永远美丽,希望它们永远幸福,希望它们每个夏天都会来花草丛中为为人们舞蹈。希望它们永远幸福。
人认为,杨丽萍为跳舞付出得太多。但她觉得这一切很自然。算不上是什么牺牲奉献。因为对她而言,跳舞不是表演、不是职业、不是所谓的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同天地相沟通的仪式
9月17日下午2时,合肥安徽大剧院。
从艳阳高照的繁华街市转入漆黑一团的剧院大厅,市井的喧嚣嘈杂被屏蔽退隐,黑暗把一切带入充满神秘与灵异的世界,而记者要找的人就隐匿于此,杨丽萍,一个舞者。
舞蹈:永远是最新的
见到杨丽萍,已有了灯光,她安静地坐在剧院中部的一个座位上。一如往常,身着民族特色的艳丽衣裤,绣花鞋,身上点缀的银饰闪着丝丝光线,映衬着披于身后的乌黑长发,娥眉螓首,俨然一只安静的灵鸟。
同杨丽萍握手的一瞬间,似乎就能感知到她的特质,柔软到极至的纤手稍稍有点冰,让人觉得握在手中的是流动的水、吹过的风、飘拂的云。接触过杨丽萍的记者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体会:与她沟通,语言是多余的。
《云南映象》的排练从两点一直延续到下午六点。尽管在各地演出已经一年多,但在这些演员——他们由杨丽萍亲手从云南山寨里挑出,有四分之三从来没有受过正规舞蹈训练——的身上,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本色。他们仿佛就是置身在自己的村寨里,在苍山下、洱海旁。跳舞歌唱时那种专注与欢快,给人的印象不是他们在表演,而是陶醉在自己的仪式里面。
杨丽萍在场下观看着,感受着。那么多演员,在昏暗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轮廓,但杨丽萍随口就能叫出不同位置的人名。偌大个剧场,杨丽萍不时地穿梭在剧场的每个角落,大声地布置着,哪处不和谐,哪处需要重来。微微有点沙的声音在剧场中回荡。
《云南映象》从去年8月首场开始,表演场数已经将近190场,但几乎每场都不一样。
杨丽萍不希望《云南映象》变成程式化的东西。她要表达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原生的生活,是未经雕琢的、不被粉饰的民族风情。对于杨丽萍的这种艺术主张,很多人并不认同,即使在艺术团内部也有过分歧。杨丽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有人怀疑我不会编舞,怎么总让演员跳来看。甚至演员也推选代表来跟我谈,‘杨老师,你可不可以备备课,把舞蹈编好了再来教我们跳……’我只好说,这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舞蹈。还有服装,有人说,‘沉闷,太黑暗了。’我就觉得很明亮,我就坚持。”
事实上,这些来自民间的年轻人不知道,杨丽萍是把他们当老师来看待的,她希望能够从这些族人身上找到真正属于民族的东西。
舞蹈:伸展双臂与天地融合
在《云南映象》的演员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来自白族的小姑娘彩旗,只有五岁。在与合肥观众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杨丽萍,为什么她家乡的人那么喜欢舞蹈,旁边的彩旗脱口而出“有脚不会跳,白来世上走。有嘴不会唱,俏也没人要。”在彩旗身上,似乎可以觅到童年时杨丽萍的影子。
杨丽萍成长于单亲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因为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生活赋予她半个母亲的角色。种地、砍柴、跳水、做饭这是她每日必须要做的。“很多人认为我小时候生活太苦,有的媒体还说我一想起小时的生活就会流泪,事实上,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快乐的。”生活虽然穷苦,“但我们自己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