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生平简介，他有什么奇闻轶事吗？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 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 ，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 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 渐接近人民，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得始得官。及安禄山军陷长 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寻出为华州司 功参军。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 。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 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一说饫死耒阳。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 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 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 ，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在 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练，具有高度 的表达能力。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 主义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秋兴》等诗，皆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忠君”思想。有《 杜工部集》。（《辞海》1989年版）

又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渐接近人民，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得始得官。及安禄山军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寻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一说饫死耒阳。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等诗，皆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忠君”思想。有《杜工部集》。（《辞海》1989年版）

【《旧唐书》文苑本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 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 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 （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
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 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 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 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 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 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 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 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 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 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 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 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 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 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 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 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 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 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 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 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新唐诗》本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 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注：公献赋在天宝 十载）。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 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 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 至沉郁顿挫，临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注：三川县属〔鹿阝〕州）。肃宗立，自〔鹿阝〕 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王官〕为布衣 交。〔王官〕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 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王官〕宰相 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礼。时论许〔王官〕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 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王官〕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 〔王官〕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 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 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鹿阝〕，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亲。从还京师， （注：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时事。若往〔鹿阝〕迎家，则在至德二载）出为 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注：更以东都残毁，故乡不可归），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 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注：此二句当在“往依焉” 之下）。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 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 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 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注：此说出《云溪友义》，不 可信。以公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入觐）。武卒，崔〔日干〕等乱，甫往来梓、夔之 间（注：游梓乃宝应、广德间事，至是惟寓夔耳）。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 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 酒，大醉，一昔卒（注：此段之谬，与旧史同），年五十九。
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 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 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研揣声音， 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为，人 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 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江陵士曹时作）】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 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 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 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 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 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 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 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 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 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 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 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 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 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 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 之柩，襄〔礻付〕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 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 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 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 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 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 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 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浦起龙撰读杜提纲】

杜集不应称草堂。草堂特流寓之一，该不得此老一生。
读杜逐字句寻思了，须通首一气读。若一题几首，再连章一片读。还要判成片工夫，全 部一齐读。全部诗竟是一索子贯。
读杜须耐拙句、率句、狠句、质实句、生硬句、粗糙句。
天宝间诗，大抵喜功名、愤遇蹇、忧乱萌三项居多。
玄、肃之际多微辞。读者要屏去逆料意见、腹诽意见、追咎意见。老杜爱君，事前则出 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事后则出以哀伤。这里磋一针，厚薄天渊。
客秦州，作客之始。当日背乡西去，为东都被兵，家毁人散之故。河北一日未荡，东都 一日不宁。晓此，后半部诗了了。本传旧谱并说是关辅饥，没交涉。
蜀中诗只“剑外官人冷”一句盖却。设不遇严武，蚤已东下。夔州诗口口只想出峡，荆 州、湖南诗口口只想北还。
说杜者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 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诗，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 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屈平传》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 冀君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 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为然。
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 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 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
杜诗合把做古书读。小年子弟拣取百篇，令熟复，性情自然诚悫，气志自然敦厚，胸襟 自然阔绰，精神自然鼓舞。读杜诗不颛是学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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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说“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关系看作天经地义。须要指出的是，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