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匡亚明倡导重开大学语文课以来,大学语文教学逐渐兴起,并出现了多种教材。其中,徐中玉、齐森华和王步高、丁帆主编的教材影响较大,1996年、2002年先后被推荐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比较这两种教材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徐中玉主编本一枝独秀
(一)15年精益求精,功勋卓著
徐中玉主编的教材有“五类九种”之多,1981年编写的《大学语文》,历经四版,是集体高智慧的结晶。“修订四版”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每阶段之后附有文学史概述。选材视野开阔,中国文学是主体,还有外国文学部分,有关“读书和写作”的课文专列一单元。最后有附录,包括: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九篇。没有忽视语文的工具性,知识功能,足见编者的卓识。教材规范性强,每篇课文后附有“思考和练习”,比如陶渊明一节,引用龚自珍《舟中读陶》设计了一道习题,和选文《咏荆轲》互相映证,突出了陶诗的二重风格。在中学教材的基础上,拓宽了学生对陶诗风格的理解。可谓别具匠心。“修订四版”为大学语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分量虽然略嫌不足,但易于教学。这是早期通行、权威的教材。
(二)新在编排体例,旨在弘扬人文精神
1996年6月徐中玉编写的《大学语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1、选文虽然有“品评、论文”一个单元,但是删除了“修订四版”的部分附录: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附录,由于编排体例的变化增加了中国文学史概述。对写作知识的忽视是这本教材的缺点。毛信德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含文学卷和写作卷,编者将“习惯上的‘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两门课程的教材合为一个整体”。吴振清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学语文》,“特别增加了应用文写作知识”。现在许多大学生对论文格式懵懂无知,表达能力亟待提高。写作等语文知识的安排是需要的。
2、没有外国文学部分。现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学生应当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学生中喜欢外国文学的大有人在。这扇窗口应当开大而不是关闭。
3、为了弘扬人文精神,教材在整体上按潜在的专题——品格、爱国等分九个单元编写,“本书既不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也不以写作知识为重点,”而以精美文章为实体,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的综合效应。主编也承认这种尝试“出版后反应不一”。这种编排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每篇文章自有其内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义,必然会有交叉的现象。以时间顺序的编排体例符合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脱离接受的基础,不利于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
该教材发行之前,大学语文版本不是很多。此后,新编教材象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王步高1999年编写的《大学语文》,2001年出版了简编本;吴振清主编的《大学语文》;以及法律类、自学考试辅导、应试入门等各种教材,不下30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新编教材如此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高校并不满意1996年的教材,我个人比较喜欢“修订四版”,1996年版教材损害了原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的良好形象。2001年6月,徐中玉在1996版基础上修订出版增订本,容量明显增加,隐含的专题明朗化,许多问题得到了重视。增订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五大问题,并加以克服。(一)选文增加了现当代文学的分量。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了解到现当代文学是学生欢迎的部分。(二)增入了几篇外国名作。所选作品大都见于“修订四版”。有胜于无,但仍没有外国文学概述。(三)增选了爱因斯坦、邓拓等自然科学家或其他人文科学家的文章。这是新颖独到的增选。(四)编排体例仍然根据文章内容来归类。按“品格”、“胸怀”、“人生”、“世态”等分十个单元,外加中外小说两个单元。结尾增加了按时代顺序为主的“篇目索引”,和目录互相映照。这种编排先难后易,不利于学生吸收消化。如果两者互换,全书重新编排,肯定会是另外一种风貌。另外,附录中删去了简化字总表,有关写作等方面的附录仍没有增加。增订本明显改观,可惜事易时移,五年之内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