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国粹是什么?何时形成?

被外国人称作“中国歌剧”的京剧，已无疑是举世公认的“国宝”了。但在中国的“戏曲大家庭”中，它却有可能是“资历”最浅、出现最晚的一个。如果查查“家谱”，你还会惊异地发现，这主儿基本没爹没妈，很是有些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气质，凭空就成了个“混世魔王”。

那么，它又是怎么出现产生，一步登天成了“国粹”了呢？ 话，那得从头说起 -----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有一个美丽、富庶的城市，它就是扬州。

这个当年由吴王夫差修建的江南名城有着近2500年的历史。水陆兼通的地利和身为南北漕运“咽喉之地”的重要，使这个城市一直得天独厚，尽享繁华。早在唐朝时就是国内的四大港口之一，到了清代，已跻身于世界上位列前十的具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行列。 一句耳熟能详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勾起人对这个城市的无限的联想。

这么一个又利于发展、又适合人居的地方，自然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向往。

清王朝的康乾时期是扬州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阶段。那时候，这个城市里聚集了好多来自安徽徽州的商人，他们以经营盐业为主，成为这个全国最大的盐业经销中心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当时，全国的税赋有一半来自于盐，而扬州的盐商又占了盐业收入的“半壁江山”。有一个对比可以告诉你这些家伙们有多有钱，当时清王朝的国库储备是白银7000万两，而扬州徽商们的资本超过它的一半，达到4000万。
啥叫“富可敌国”？他们就是。
这里曾有一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扬州去瘦西湖。看了一圈儿他突然感叹道：真像京城的北海呀，就是缺一座白塔。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皇帝的这种下基层有些类似于国家元首的个人旅游，基本都是由各地的著名企业家承担接待任务。此时在一旁陪同的正是扬州最大的徽商、“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首富江春。老大的感慨被他一字不差地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乾隆继续去游瘦西湖。当他再到湖上时却不禁惊诧不已：只见一座白塔已矗然立于湖畔！ 当他再听说这是江春出资依京城白塔连夜建造之后，这个当时中国最能胡造的老家伙也不由不感慨：扬州盐商财力伟哉！意思是他大爷的也忒有钱了。 有钱是好事，不花是傻子。眼儿一闭，没睁。人死了钱儿没花完，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小沈阳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从小就在外面辛苦奔波的徽商们，于是直把扬州做故乡，豪宅、园林、会馆......怎么舒服奔怎么来，什么享受冲什么去。

“富人区”的“聚拢效应”不仅引导了扬州的消费潮流，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文艺工作者。
戏曲，在当时是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草根百姓的唯一的娱乐样式。据说在当时的扬州，是处处见戏台，满耳闻笙歌。什么京腔、秦腔、徽腔、昆腔、二黄调、罗罗腔......能唱出道道儿的这里都有，整个儿一个“中国戏曲博览会”。

既然已渐成风气，这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同志，自然就不愿意、也不屑于跟土老百姓去挤戏园子了。再加上各级领导时不常儿下来视察，陪领导看戏也是重要议程之一，从安全和尊重的角度考虑，于是，由个人出资豢养的、以专有演出任务为主的戏班（也称“内班”）应运而生。

最有钱的是徽商，那么这些个人剧团中，艺术素养最高的也自然是徽商的剧团。这些戏班从他们的家乡徽州到他们的客居之地，可以说都代表了当地的艺术欣赏的最高水准。他们雄厚的财力，使其能将最好的明星人才拢于旗下。譬如夜建白塔的那位大款中的大款江春，他的戏班就几乎是可以囊括大清朝“梅花奖”的班底。据说，这位戏曲鉴赏家的品位相当不低，他的家中常常“曲剧三四部，同日分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就是整好几百人，想看啥看啥，看了吃吃了看，一副有了钱不知咋得瑟的腐败样子。

江春的私人剧团叫“春台班”，业务骨干是著名旦角杨八官和郝天秀。其中来自安徽安庆的男旦郝天秀，一个大老爷们比女人还女人，其妩媚腻人入骨，江湖人称“坑死人”。后来又来了个唱秦腔的魏长生，台上那狐狸劲儿跟这小郝有一拼。江老板对小魏同志非常赏识，一出戏竟支付出场费白银1000两。当时这帮拿钱不当钱的企业家们互相比艺术投入，排一出《桃花扇》用银16万两，一出《长生殿》索性40多万两，够一个县的老百姓吃好几年。

不过这些财力托起来的文艺团体也确实不辱使命，无论是各路唱腔的融合、表演技艺的提高、服装道具的美仑美奂，都是与时俱进。要不怎么后来一进京城，就把那帮粉丝给震得像傻子一样合不上嘴。

说话间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值这个风流皇帝的80大寿。这位玩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决定与民同乐，咱们全国上下一起闹。于是乎，编制内外的、在职的二线的各民族的高级干部们(王爷、大臣），各级国家机关（六部、军界）、各界群众团体（各省会馆、各商业协会）都抓住这个普天同庆的契机，以给老大祝寿的名义，搞了一个全国性的文艺汇演-----“进献贺戏”。

据说当时的北京城热闹非凡。每天彩旗招展人山人海那是相当地红火。就跟那农贸市场和书市似地，满街筒子一路戏台，各路诸侯分好地段，锣鼓乐器呜哩哇啦南腔北嗓，好一派“衢歌巷舞之乐”。
扬州进京的戏班叫三庆班，由徽州籍盐商江鹤亭提供赞助。它是徽班中走出江南的第一支，忐忐忑忑地沿运河而上到伟大的首都试图去闯自己的天下。

一直以来，京城戏曲舞台的“老大”都是昆曲。它代表着上流社会的趣味，人称“雅部”，以“阳春白雪”的非常牛掰的姿态无视自它之外的任何“下里巴人”。
与“雅部”相对而言的什么梆子腔、皮黄腔、弦索腔、秦腔等等，都被统称为“花部”，也叫“乱弹”
。估计意思就是乌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没调儿。在“雅部”的眼里，它是意大利歌剧，那帮家伙就是二人转。跟我叫板？姥姥！
可谁料想啊，三庆班的进京演出竟一炮打响了。
其实也容易理解。啥东西吃长了都难免会腻，那咿咿呀呀的昆曲总听也备不住烦。徽班，以它丰富的剧目、独特的表现形式、别具一格的唱腔和华彩的服装，如一股清新之风迅速吹遍了京城的戏剧舞台。

三庆班的“登陆”成功给在江南翘望的徽班们树立了光辉榜样。随后，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等诸多徽班相继奔往北京，去开辟更加广阔的新的天地。

后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徽班在一众戏班中脱颖而出，成为京城最著名的演出团体。它们各自的骨干演员自然成了戏迷口中家喻户晓的舞台艺术家，当时那架势，不让赵本山潘长江郭德纲等一众小子。
“四大徽班进京”，于是成为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符号。
徽班，自然原是以徽调为主的。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什么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全以“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它后来与秦腔的融合是它形成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此后，湖北的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将汉剧声腔中的西皮与徽调中的二簧再次融合，丰富了徽戏的唱腔和板式。加上他们已立足京都，道白向北京话靠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到了道光年间（1840年左右），一直不断加入的各种“元素”终于结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其曲调板式之完备，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剧种。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明星演员的出现，又使得粉丝大增，群众基础愈加雄厚。

京剧形成期的“同光十三绝”

再后来，这个被称为“皮黄戏”的“四不像”竟悄然摸进了宫廷。在类似于慈禧太后这样的狂热的文艺爱好者们的追捧下，它迅速完成了从“草根”到“精英”的蜕变，堂而皇之地走入了原本不可一世的高雅的殿堂。

1876年，来自京城的皮黄戏剧团到了新兴的工业城市上海。时髦的上海人对这个来自北方的艺术竟趋之若鹜，甚至视为己出，以至于上海后来成了它的在中国的另一个坚固的“根据地”。
就是那时，在上海的《申报》上首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词后来便成为了它的名字，叫----“京剧”。
在中国所有的戏曲剧种中，它可能是最后一个来到世上；但在向世界展示时，它却是唯一的站出的代表。
它不是幸运儿，它的不可动摇的位置是因为它足够权威和足够丰富。这也不是历史的误会，在荡涤掉外表的一应浮尘后，发现原来它最美。

闻名遐迩的京剧“四大名旦”
脱胎于乡土的“百姓出身”，不到200年的形成历史，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前世”渊源，形神俱备、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在一代又一代大师们的发展与传承下，京剧艺术以其不朽的魅力丰富着中华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着来自东方大地的独特的文明。
什么是“国粹”？------“我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现代汉语词典》）”。 我们可以不太懂，但我们却不能不敬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