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资本,不仅在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显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娴熟的控制技巧,在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面前,它们同样伸出其强大的手,从而捕获了政府。而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食物的政治化,从而使得食物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粮食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在中国,早已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更有明成祖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以及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治哲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无农不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物品性质认同,也早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美国,食物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所谓的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越出了疆界,成为国际间硬实力的一项标志。
这一标志的成立,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体现,后伴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以更清楚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体现。
比如,美国在兜售其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系统,同时使第三世界的食物系统变得与他们相似(在市场化和食物消费结构方面),也与其形成互补(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其表现是,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又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原因就是这些“最强大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粮食系统,由它们进行控制”。可悲的是,多数被控制的国家,既没有驱逐那些统治国家,也没有发明自己的解决办法,反而在刻意地模仿富裕国家的粮食生产系统与食物产供销体系。在美国产业资本的宣传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盲目学习下,美国的食物系统被塑造为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系统。孰不知,美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食物生产能力,就足以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包篮子”,都成为多余的“面包篮子”。《粮食政治入门》中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的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以至于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1)无现金储蓄。产粮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季节廉价卖粮,而又要在该年后再以昂贵的价格购入,以度过饥荒。
(2)无粮食储蓄。甚至连谷种都被吃光,通常也不需要自留谷种了,因为都换成了食品集团提供的转基因种子,农耕牲畜也卖掉了。走向不断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欠债度日的恶性循环。
(3)无安全的土地所有权。商品化和饥荒,成为地主夺取佃农土地的机会。更多失地的农民,又意味着更高的租佃价格和更低的雇用工资。
(4)无工作机会。虽然粮价可能上涨,但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佃农而言,这不再意味着收益,而是成本。他们必须买粮,由此竞争十分稀少的工作机会,产生工资的探底竞争。
(5)无家可归。当自己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已经与自己无关,甚至连糊口的雇用机会都没有时,农民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窟的一员。于是,上演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悲剧。
上述问题,带来的是对美国更多的依附,从糊口的粮食,到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整个农业产业体系,都变成了美国的原料提供者和农业投入品消费者,而原本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则换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提供的产业化食品体系。
资本化的食物集团,当然不满足于只挤压本国的农民、受援助国家的农民,它还要进一步扩张其疆界,将捕获的手,伸向世界各国,伸向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
作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基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个立足自主的食物体系。所以,当工业品、投资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时,食物体系较少涉足。当然,这不符合食物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食物集团的商人,和美国政客们一起,致力于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功地将其纳入GATT和WTO体系。
提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为了如下世俗理想:一国可以通过贸易途径,部分或全部解决该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世界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结论的成立,暗含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