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实际，分析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模式。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缩信贷和提高利率是“紧”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社会总需求，但制约投资和短期内发展，反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扩大社会总需求，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社会需求总量，但对投资不利。反之，是“松”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投资，但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虽然这两项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仅靠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没有双方的配合，单个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大大减弱，这就要求二者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综合优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政府究竟采用哪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地说，“一松一紧”主要是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两个最重要的调节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和统一的总体经济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两大政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为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合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由于这两大政策在我国也是各有其特殊作用，调节的侧重面也不同，因此，这两大政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二者既不能简单地等同或混同，又不能各行其是，而应该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
第二，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第三，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
第四，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但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正确确定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体操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协调配合。例如，需要有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贸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同；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运行机制；还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通货膨胀最初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纸币流通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它象征地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了这个量，纸币就要贬值，物价就要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在金银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会出现此种现象。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可以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因为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代表金银货币的符号，不能作为贮藏手段，因此，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就会贬值。例如，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不变，而纸币发行量超过了金银货币量的一倍，单位纸币就只能代表单位金银货币价值量的1/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纸币来计量物价，物价就上涨了一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贬值。此时，流通中的纸币量比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增加了一倍，这就是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主要是指价格和工资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以下所述，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之反义可为“通货再膨胀”，即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或紧缩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一般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幅度缩小。相关词为“通货膨胀率减缓”（en:disinflation），即通货膨胀上升速率减缓，但不足以造成通货紧缩。测量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测量由观察一经济体中之大量的劳务所得或物品价格之改变而得，通常是基于由政府所收集的资料，而工会与商业杂志也做过这样的调查。物价与劳务所得两者共同组成物价指数，为整组物品的平均物价水准之测量基准。通货膨胀率为该项指数的上升幅度。物价水准量测整体物价，而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的上扬幅度。对通货膨胀没有单独性的确实量测法，因通货膨胀值取决于物价指数中各特定物品之价格比重，以及受测经济区域的范围。通用的量测法包括：生活指数cli（cost of living index）为个人生活所需费用的理论增幅，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es）概估之。经济学家对特定的cpi值应估计为高于或低于cli值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cpi值公认具"偏向性"（bias）。cli可用"购买力平价"（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调整以反应区域性商品与世界物价的广泛差距。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测量由‘典型消费者’所购物品之价格。在许多工业国家中，该指数的年度性变化百分比为最通用的通货膨胀曲线报告。该项测量值通常用于薪资报酬谈判中，因为雇员希望薪资（名目）能相等或高于cpi。有时劳资合约中会包含按生活指数调整条款（cost of living escalators），表示名目薪资会随cpi的升高自动调整，其调整之时机通常于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幅度较实际通货膨胀率为低。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测量生产者收购物料的价格，与cpi于物价津贴、盈利、与税负上有所不同，导致生产者之所得与消费者之付出产生差距。ppi反应于cpi升高而上升，具有典型的延迟。虽说其具多样化的组合，一般相信这种延迟的特性使得根据今日的ppi通货膨胀粗估（rough-and-ready）明日的cpi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各种的论述与内容有极重要的不同。 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 price index）测量选择性货品之批发价格变化（特别是销售税），与ppi极为类似。 商品价格指数（commodity price index）测量选择性商品售价之变化。若使用金本位制，则其所选择的商品为黄金。美国使用复本位制，其指数包含黄金与白银两者。 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为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名目gdp与经通货膨胀修正后的gdp（即不变价格（constant-price）gdp或实质gdp）两者间所使用的金钱之比例（参见实质与名目经济）。这是对价格水准最宏观测量。本指数也用来计算gdp的组成部分，如个人消费开支。美国联邦储备改用核心个人消费平减指数（personal consumption deflator）及其他平减指数作为制订“反通胀政策”的参考。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pi（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2000年2月17日，在半年一度的国会金融政策报告（亦即humphrey-hawkins报告）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声称将主要的通货膨胀测量法自cpi改为连锁式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 因为每一种测量法都基于他种测量法，并以固定模式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经常争议在各测量法及通货膨胀模式中是否有‘偏差’存在。例如，boskin委员会于1995年找出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ls）所计算出的cpi具有偏差。在对其偏差进行定量分析后，他们认为当年度的通货膨胀遭过分夸大。因‘快乐论’（hedonic ）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增加与以平价品取代昂贵的商品，两者都会降低cpi-u的升高率。另一个例子是在1980年代早期，无人居住的出租单位并不计入cpi-u与cpi-w的租金收入部分；在加计此部分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极度的受低估，于是在1982年的cpi计算中加入了这项改变。现存的争论为应否计入关于快乐论的调整部分，包含人们会在高物价的地区不可企及时搬迁到较便宜的地区。也有人认为指数中的购屋部分极度低估了日常生活费用对房价的冲击，亦极度低估了医疗费用在退休者的日常费用中的重要性。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上的角色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影响是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价若缓步上涨，则相关的价格便较易于调整。有多种物价会‘滞留降价’,但悄悄上涨。所以零通货膨胀（物价维持平准）的效应会以降低价格、盈利、与雇员数的方式影响到其他方面。所以，若干公司的执行部门视温和的通货膨胀为‘润滑商业巨轮’。追求完完全全的价格稳定会带来极具毁灭性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降低），将导致破产与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金融体系视通货膨胀之‘潜在风险’为高于储蓄累积财富的基本投资诱因。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就是市场对金钱的时间价值之措辞。也就是说，因为今天的一元较明年的一元更具价值，所以未来的资本价值在经济学上有所扣减。此种观点视通货膨胀为对未来资本价值的不确定性。对低阶层者而言，通货膨胀通常会提高由经济活动之前的贴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通常导因于政府提高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所能进行的影响是对停滞的资金课税。通货膨胀升高时，政府提高对停滞的资金的税负以刺激消费与借支，于提高了资金的流动速度，又增强了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在极端的情形下会形成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增强不确定性可能会打击投资与储蓄。 重新分配 领取抚恤金之类固定收入者，其收入可能重新分配至非固定收入者，而大部分的薪资所得则用来应付通货膨胀。 同样的，固定金额的放款者，其资产可能会重新分配给贷方（若放款方对通货膨胀猝不及防或无法调整金额）。例如，政府通常是贷方，降低政府负债会将资金重新分配回政府手中。这种情况有时被视为通货膨胀税 国际贸易：若国内通货膨胀率较低，遭削减的贸易余额会破坏固定汇率。 鞋底成本：因为现金的价值在通货膨胀时会萎缩，在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因此会倾向持有较少的现金。此词表示真实的成本会更经常流向银行。（鞋底成本一词是句玩笑话，意指因走到银行而磨损鞋底所产生的成本。） 菜单成本：商号须更勤于改变产品价格。此词表示餐厅用于改印菜单所需的成本。 恶性通货膨胀：若通货膨胀升高的程度失去控制，会干扰到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害供给能力。 在一经济体中，会有若干部门编入通货膨胀指数，而若干部门没有，通货膨胀行为会自未编入的部门向编入的部门重新分配。在影响幅度小时，这属于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不对储蓄而对变现优先权与手头资金课税。若影响超出一定幅度时，则其效应歪曲，成为个人‘对通货膨胀的投资’，也就是鼓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因为以上打击通货膨胀的理由都高于打击其预期行为与打击持有大量资金所需的小幅影响，大部分的中央银行顾及物价稳定性，都以可见但极低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痛苦指数于1970年代发表，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 =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在日本）曾鼓吹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作为经济衰退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有对通货膨胀的调查都显示出新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与一般大众对温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害有岐见：公众仍然认为其损害剧烈，而财政型经济学者视其损害为微不足道，许多学者甚至说一点伤害也没有。 因通货膨胀具重分配之性质，反对承受通货膨胀重负的意见落居下风。因为资本利得税为名目数额，所以通货膨胀被主张为与‘富人税’一样重要，而低度通货膨胀的社会会倾向于财富凝结。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不同的学说。货币主义的解释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下述之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货币数量理论，简单的说，就是经济体所耗货币总量取决于现存货币总量。下列公式创自此说：p 为一般消费品物价水平，dc为消费品总需求量，而sc消费品总供给量。公式背后的观念是：在消费品总供应量对消费品总需求量相对下降，或消费品总需求量对消费品总供应量相对上升时，一般消费品物价会随之提高。基于总开销主要基于现存货币总量的观点，经济学者们以货币总量计算消费品总需求量。于是乎，他们断定总开销与消费品总需求量随著货币总量提高。于是相信货币数量理论的学者们同样也相信物价上涨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成长（表示消费品总供给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货币政策提高现存货币总量。以此观点来说，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于是‘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如是说。意指通货膨胀的控制有赖于货币上与财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过于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额贷款。此观点着重于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与利率，以及经济生产力，也就是由生产成本（总供应）所推动的通货膨胀( cost - pull inflation )。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需求拉动通胀 - 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胀 - 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或称需求面）通货膨胀说需求带动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这点在政府（可能于对外战争或内战期间）印行超额的货币引起金融危机时特别鲜明，有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或达每月上涨一倍的程度）。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菲利普斯曲线之位移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代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gdp超出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低于nairu)时。该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提高价格而加剧，且固有型通货膨胀会更恶化。进一步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高通胀与高失业摆向滞胀。这种"加速型通货膨胀"曾见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越战的开销（由小额加税抵消）在数年间将失业率压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高于nairu)，而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企图降价，让市场消化超额数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货膨胀而减低；即阻止通货膨胀。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低通胀与低失业摆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货膨胀曾见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抗通胀措施带来数年的高失业率，其中两年曾高达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也等于nairu)时，只要没有供给震荡，通货膨胀率即不变。长期说来，大多数的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者视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也就是说，若通货膨胀率高到可以压过失业率的情况下，失业率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供给面学说供给面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供给面经济学说所阐述的一个要素，称美国1980年代由低税负所引领的经济扩张为结束高通货膨胀的手段。其论点在经济扩张提高对基本资金的需求，且此种作法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扩张可视为经常性的带来对资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条件等同于提高资金数量。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此种政策无可置辩。供给面经济学说主张，经济扩张不仅提高国内对资金的评价，也会提高国际上的评价。反通货膨胀国家中央银行，如美联储，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货币主义者着重经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经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参见工资议价，incomes policies）。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实际上，物价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货膨胀而使经济衰退更具影响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业率），而经济衰退可在需求高涨时防止物价因控制产生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