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介绍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仪仗中，殳被称作“金吾”，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汉代以后，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没。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毛诗传笺》曰：“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说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对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考工记·庐人》唐贾公彦疏曰：“殳，长丈二尺，无刃，可以击订人。”这些记载给后人一种错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殳是没有刃的棍棒，其实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随、吴、蔡等国就使用一种带锋刃的殳，即在积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一端装一个呈三棱矛状的铜殳头，在另一端装一个有尖刺的铜箍，这样既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威力颇大。这样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锐殳7件，晋殳14件。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刃上铸篆书“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晋殳两端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藤皮，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还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几乎囊括了战国初期时所有的兵器种类。从数量上看，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着。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拥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见他的封国应该有相当的实力，其本人也颇热衷军事。从这些出土的兵器上，尽可以想象英姿勃发的曾侯乙率领军队，驰骋疆场，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场景。 墓中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与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华夏中原与楚交汇区域青铜文化的神韵。 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