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董卓是个怎样的人？

董卓。。。。。最新的研究结论。。。。其他人。。都是叶公好龙之人。。少有实干家。。
文长，但很有用。从基础做起，方便大家理解。
首先，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以微官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掌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是凉州的陇西临洮分不开的。

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所谓“西州”即指凉州。同书《虞诩传》说：“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仅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在这种“边鄙”环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这是《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对其才武的描述。《后汉书·董卓传》作“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又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以此著称，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又《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是此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人们看作“边鄙”，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加以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对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说：“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这里的“郡”，所指当然是董卓的家乡陇西郡。从担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监领盗贼”，就是“领兵骑讨捕”，都是武职，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开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赏的，当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凉州，董卓担任过“兵马掾”，由于这个职务对此后的军事生涯具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较详的考察。《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为（凉）洲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关于东汉时期州一级兵马掾一职，有关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后汉书》中却有三条关于郡的兵马掾的史料。其一见《东夷传》："（句骊）复与辽东鲜卑八干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酌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其二见《乌桓鲜卑传》：“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日：‘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严）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其三见《刘茂传》:“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张）显促令进，（严）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这三条史料所叙述的，一条在辽东郡，另两条所记是同一事，在渔阳郡，都属于当时的边郡，说明“兵马掾”一职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画，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这是边郡的重要武职。州一级的“兵马掾”，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画。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在凉州，董卓可以兖任州郡吏，按照其时惯例，应该属于当地豪族。
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后汉书·董卓传》）。什么是“六郡良家子”,因为涉及到董卓的出身和此后的发展，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颇为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特点。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属于凉州，上郡、西河两郡属于并州；但是，以自然条件、民风材力而论，六郡完全相同，并不因为分属两州而有所差异。从西汉开始，就从并、凉两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期门”、“羽林”，即皇帝的卫士。这个地区的人们“修习战备，高上气力”，这仅是条件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良家子”，他们必须出身“良家”。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释，即“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再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代将“医巫”、“商贾”、“百工”的人家认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谓“良家子”。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当然可以具备入选的条件，成为“期门”、“羽林”。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同时，“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将出身的最好途径，赵兖国、甘延寿即是如此（参看钱文子《补汉兵志》）。对董卓来说，这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逐渐参与东汉政府的军事行动，取得高位，并拥有一支精锐的凉州部队。
董卓是如何建立并发展他的军事力量的。

如上所说，在京师洛阳得到中郎将张奂推荐，董卓回到凉州，以军司马职位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张奂是董卓的同乡。《后汉书·张奂传》说：“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张奂是敦煌郡人，其父张惇又曾任汉阳太守，敦煌、汉阳两郡都属于凉州，说明父子两人在凉州具有较高威望。张奂所以推荐董卓，是欣赏他的”才武”，以及在凉州的知名度。由凉州到京师洛阳，对董卓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由洛阳再回到凉州，这又是一个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脱离凉州这个土生土著之地，董卓要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
《后汉书·张奂传》说：“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投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鳖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在这次对羌族的战争中，董卓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后，董卓“拜郎中，赐缣（jian）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说：'‘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即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有指挥之功，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九千匹缣（jian）毫无保留的分给吏卒。十分明显，仅据这个事例，说明董卓不但“才武”，而且具有大将或统帅的风度和才能。董卓所以能够组成以他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并控制东汉政府，原因即在于此。
　　
据《后汉书·董卓传》，在张奂领导下击破并、凉两州的羌族后，董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麴阳，军败，抵罪”。除镇压黄巾起义失败，又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皇甫嵩传》外，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说明其主要任务仍是对付“羌胡”。尽管没有离开过战场，董卓却再次离开了凉州，不在凉州，即是脱离发展的土壤，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发展。但是，当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幸运却降临到董卓身上，不但得以回到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董卓军败抵罪在中平元年，就在这年冬天，凉州再度燃烧起反抗东汉政府的烽火。《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元年）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桴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羌胡”起兵，东汉政府派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前往镇压。董卓就在同时被任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到凉州。　　
　　
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据《后汉书·皇甫嵩传》，他是“兵动若神，谋不再计”的杰出将帅。“本朝失败，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皇甫嵩）与董卓耳。”这是皇甫郦对其叔皇甫嵩说的。说明这时董卓的地位已经和名将皇甫嵩相等，被人们视为可以安定这个战乱时代的杰出人物。由于皇甫嵩对宦官集团的僧恨，被中常侍张让诬陷为“连战无功，所费者多”，被征还并遭到处分。这是董卓与皇甫嵩的第一次合作。其间，董卓还以破虏将军名义，在司空张温统率下继续在凉州对边章、韩遂作战。《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五年，（王国）围陈仓，（董）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这是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的第二次合作。
　　
《后汉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说：“初，（董）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两雄不并立，所谓“争雄”，说明两人之间矛盾的起因，也说明了矛盾的表现。由于董卓手握重兵，东汉政府当然不放心，将他调到京都改任他职，借以剥夺其兵权。《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征（董）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lin）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政府，词气严厉，拒绝前来京师，更拒绝交出军队。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东汉政府即企图利用董卓与皇甫嵩之间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决董卓。同《传》又说：“及灵帝寝疾，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日：‘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xia）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即是说，所率领的军队仅属董卓个人，也只听其命令，完全可以带到并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交给皇甫嵩，词气仍旧十分严厉。而且董卓既拒绝交出军队，又拒绝就任，前赴并州，只是将大军屯驻在司隶所属的河东郡，观看东汉政权内部的变化，也当然观看皇甫嵩的动态。至于皇甫嵩这方面，尽管其侄皇甫郦对他说："（董）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并建议“杖国威以讨之”(《后汉书·皇甫嵩传》）。老谋深算的皇甫嵩终于不敢动手，说明其时董卓的武装力量不但已经和皇甫嵩相等，而且很可能超过了皇甫嵩。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前引《后汉书·董卓传》所说的“湟中义从”和“秦胡兵”即包括在内。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日‘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说明“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的“月氏胡”，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兵。如前引《董卓传》所述，这次起兵曾遭到董卓和皇甫嵩的镇压。董卓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其中一大部分应该即是这次战争中的降人或俘虏。至于“秦胡兵”,“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羌胡”，请参看拙著《释“秦胡”》一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这里不再重复。因此，在上引董卓对东汉政府的第一次上书中，曾强调军中的“羌胡”，即说明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但有凉州“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汉族士兵，还有大量非汉族士兵，不论汉族还是非汉族，他们都是富于战斗力的精兵。当时，著名女诗人蔡琰（yan），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她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战乱时代，其中有这样四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列女传》）对董卓的军队及军中的大量少数民族士兵，即作了十分真实的写照。

此外，《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誉。除凉州士兵、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已见上述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同样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这是董卓兼并丁原所属并州军队以后的情况。至于董卓所部将领，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有：

（一）李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前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并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兖实其军事力量。

（二）郭汜《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郭）汜，张掖人，一名多。”张掖郡属于凉州。同《传》又引《献帝起居注》说：“郭多，盗马虏耳。”说明在从军以前，郭汜在凉州是一名以盗马为生的无赖。他在军中任校尉，也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事集团仅次于李傕的首领。
（三）张济据《三国志·魏志·张绣传》，张济是武威祖厉人。武威郡属于凉州。张济也是董卓军中的一名校尉。

（四）樊稠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韩遂与樊稠的对话中，韩遂曾说“与足下（樊稠）州里人”。韩遂是凉州金城郡人，樊稠也应该是凉州人。《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说："（李）傕见（樊）稠果勇而得众心，疾害之，醉酒，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

（五）李蒙《后汉书·董卓传》说："（李）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前此，李蒙又曾与徐荣奉董卓的命令击破孙坚，见同《传》。《后汉纪》卷二八说："（兴平二年）二月，李傕杀右将军樊稠、抚军中郎将李蒙。”(“蒙”原作“象”，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据《后汉书·董卓传》注引《后汉纪》改。）

（六）王方《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李傕等）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与樊稠、李蒙二人相同，王方也是董卓的部曲。

（七）胡轸（胡文才）《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胡文才名轸。胡文才、杨整修两人都是凉州大人，所谓“大人”,据《后汉书》，这个词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岑彭传》注：“大人，谓大家豪右。”《马援传》注：“大人，谓豪杰也。”“大家豪右”或“豪杰”较为切合胡轸(的身分。说明在凉州胡轸应该享有较高威望，为李傕等人所敬重。《后汉书·董卓传》称胡轸为“（董）卓故将”，同《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因此，胡轮的地位当在李傕、郭汜之上。

（八）杨整修（杨定）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六说：“整修，即杨定也。兴平元年，为安西将军；二年，迁后将军。”《后汉书·董卓传》说：“安西将军杨定者，故（董）卓部曲将也。”惠栋的推断是可能的。余见上。

（九）段煨《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说：“是时，将军段煨(wei)屯华阴，与诩同郡。”贾诩是武威姑臧人，殷煨(wei)与之同为武威郡人，武威郡属于凉州。《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mian)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同《传》）又说："（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资治通鉴》卷五九胡三省注：“将、校谓中郎将、校尉。”因此，段煨(wei)应该是董卓的亲信。

（十）徐荣《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说：“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为辽东襄平人，徐荣与之同郡，应该也是辽东人。同书《武帝纪》说："（曹操）到荥阳汴水，遇（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徐荣很可能是董卓军事力量中唯一非凉州人的大将。《后汉书·董卓传》说："（王允）乃遣（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李傕）于新丰，（徐）荣战死，（胡）轸以众降。”据前引《九州春秋》，董卓死后，尽管胡轸奉王允之命，阻止李傕进军长安，“实召兵而还”，支持李傕向东汉政府进攻，而徐荣却是战死的，说明他被胡轸、李傕排除在凉州军事集团之外。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后汉书·王允传》），从上述重要军事人物的情况来看，是完全符合的。以董卓本人为统帅，以李傕、郭汜等人为将领，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了富于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大概说一下吧，这个细说可以写本书了：
一、董卓年轻时有武勇、善骑射，好结交，与诸羌豪帅交好，讲义气，混得开。
二、从军后除征讨黄巾外主要在凉州作战，前后几十年，大小数百战，凭军功渐渐升职。慷慨豪爽，善待部下，很得部下人心。军事能力不错，当属中上，与孙坚是一个级别的。
三、在凉州有威信，掌军多年，是何进、宦官、袁绍等多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董卓首鼠两端，结好各方，却也游刃有余。其后朝廷曾决定剥夺其兵权，但董卓拥兵拒命，时值东汉衰落、天下多事，还没来得及受惩罚。
四、董卓算是袁氏的故吏，因此袁绍向何进建议招董卓威胁太后以杀宦官。袁绍自以为袁氏可以控制董卓，可惜董卓生在西凉，与羌人为伍，野蛮无礼，不吃旧主故吏那一套。那时候故吏如臣子，大多任旧主驱使。
五、雒阳大乱时董卓趁机掌握群龙无首的何进、何苗兄弟的部队，浑水摸鱼，乱中取胜。之后杀丁原并其部队，基本控制雒阳。胆略、眼光皆非常人所及。
六、任用名士的举措说明了董卓的努力，他最初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复兴。出名士为州牧的阴谋骗了董卓，最终关东丢失。玩权谋，董卓终究不敌老政客。
七、被戏耍的董卓暴怒了，西迁长安，为非作歹，最终死于非命。

前面回答的也太复杂了吧，提问的人看得完？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个人的好坏不能从一件事上做判断，董卓这个人极具领兵才能，统领的西凉将士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这些人马都是从凉州老家带的，常年在边疆抵御羌人，由此可见，董卓练兵也很有一套。收吕布，杀十常侍，也是一个不小的才能，后来因为贪念女色，荒废朝政。还有一点，便是董卓的性格有点像秦始皇（只不过没那么色~），都喜欢酷刑，而且不顾及民生，浪费大量财力物力。总结，董卓是一个颇有才能，很有野心的人，但是不注重维持，导致失败。
希望能帮到你

前期算个枭雄，能听进意见，不在乎名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贿赂宦官，被士人看不起，后期骄横自大，沉溺于美色，不思进取。总的来说开启了三国乱世

三国演义中董卓是个大奸大恶十恶不赦离经叛道不忠不仁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