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有"身份证"吗?

身份证在中国，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 早在隋唐时期，朝廷便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证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的。 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 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 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的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见《新唐书·车服志》）。 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据明人陆容《菽圆杂纪》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途已经不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方面发展了。 清代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一个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宝石顶子。 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的怪事. 古代的官员身份证 《水浒传》第55回，叙述高俅大兴马步三军围剿梁山。前敌总指挥呼延灼要建大功，点名索求原在东京甲仗库任副炮手的"轰天雷"凌振赶赴前线效力，"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此"文凭"不是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众人皆知；但也有解释成"作为凭证的官方文书"的，又嫌太宽泛了一些。确切点说，文凭二字，在这里的意思是高俅当场给凌统颁发了从军士提升为武官（统领）的身份证或任命书，而且还是借用明代的词汇来表达宋代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注意的话题。 给正式成为国家官员者颁发身份证或任命书的做法，一般认为是从北周开始的，其中具有证明官职品级效力的，官方术语叫"告身"，大抵可以作"告知身份"来理解。《北齐书·傅伏传》记：后主武平六年（574），北周武帝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其上大将军，连"告身"也事先办好了。其后，这个制度由北周历经杨隋，再传入唐代。 唐代的告身制度，比前代完备，凡阶官、职事官的授予，以及封赠、加勋，分为五类，其中三品以上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其任命程序，都是中书省奉旨，以皇帝的口吻，写好通称为"制书"的任命词，经门下省审查通过再由皇帝画可后，将御批原本存档，另抄副本送尚书省办理正式手续。如属文官则交吏部经办，武官则交兵部经办。这两个部，都有专门制作告身的机构。制作办法大体就是将本人乡贯、出身、年甲和任命词抄写在上等的麻纸上，从抄写人员直至逐级审验的领导，都要署名盖章，并盖上专门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再用锦绫装裱成卷轴，品级高者甚至镶嵌金银贝玉等，所以告身又有钿轴、锦轴等别称。官员领取告身，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朱胶绫轴钱，俗称官告费。有些新入仕者拿不出这笔钱;也有一些人因为是"常调官"，就是老在一个品级内调动职务，换一个机关就要交一笔办职务证的工本费，实在化不来。那也可以，就用尚书省发给的一纸录有制书文字的公文代替，相当于近世的任命状，统称敕牒或札。这里有几个细节不可忽视:其一，凡领取告身者也必领敕牒；其二，在本品职务以外的越品兼职，如正五品官代替从四品职，或从五品官兼摄正六品职，只给敕牒，不另外办理告身；其三，高品阶的官员，其官告费照例都是皇帝赐予，不用自己掏什么朱胶绫轴钱。 五代时，"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的习惯，逐渐演变为"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通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当时尚书省的行政权已归并中书门下，低品卑职官员的任命都由中书省录其制书文字，编号备案，称为"敕甲"。官员凭敕牒去所属机关报到，机关首长或上司（如持牒者本人就是县令即县府机关首长，其上一级政府就是上司）按规定时间将敕牒送还中央核验，因为各人的任命制书文字都有些区别，如果有人伪造敕牒骗官，中书门下在对照敕甲核验时，马上就可以发现。 乍看起来，告身与敕牒都是官员证明个人身份的凭证，似无二致，其实在实践中仍有很多区别。敕牒相当于任命书，告身则还有证明持告者就是任命书上这个人的配套证明作用，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如《玉堂闲话》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新任湖州录事参军（正七品上至从八品上）某人，在赴任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假使还有告身在，或可继续赴任，或可向吏部申请再补一纸敕牒，现在却连证明自己是官身的凭证也没了，要从头补起，麻烦极大，一道一道的花费更多，结果只好住在旅馆里叹气。正巧，宰相裴度因休假，微服出行，也来此旅馆小憩，两人攀谈起来，裴度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七八品的小官多如牛毛，谁能指认。这个倒楣人说：还有比这更晦气的事，我有一个尚未迎娶的未婚妻，也被故乡长官硬弄到手，当礼物送给了宰相裴公。裴度听了，忙问此女姓氏名字，回相府把这个字叫黄娥的姑娘叫来仔细盘问，果然都对得上号。低品阶的官告，宰相府里有现成的，裴度马上叫人去旅馆将此人召来，当场填写姓名、职务等，送他一道，又将黄娥还给他，另送"行装千贯，与偕赴所在。" 其二，敕牒是与任命有关的，临时的，要交给所在机关备案的，告身却是由自己永久保存的。假使某官因生病或其他缘故辞职，日后又谋求重新分配工作，告身便是向组织部（吏部）提出申请的依据。习惯上，人们都把官员的职位名称叫作"官衔"，其语源就是组织部门在向皇帝奏请此人拟任某职时，"先具旧官名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封氏见闻记》）。能够作为"旧官"硬证的，自然非告身莫属。 其三，封建时代的做官途径之一是子孙凭借先人的资历 "荫袭"。假如某官员死时，儿子尚小，甚至儿子先已故去，孙子还在襁褓乃至腹中，日后想要走这条路进入官场，先人的告身便是证明。《阙史》称，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回，早年负才落魄，常旅游遣怀，有一天途经一户农家，想弄一顿白食。主人姓王，"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敬重李回是读书人，"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招待他吃了一顿难忘的午餐。后来他考中进士，一路猛进，官居宰相，主人的儿子把先人的告身找出来，来到长安，打听好宰相出行的路线，跪在道旁求见。李回看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蹭饭那户人家的孩子，喜曰："故人也！"尽管那份告身不知是哪一年的古董了，但有宰相指示，遂得顺利"落实政策 "。 告身或许还有许多别的用处，上述几条仅是笔者浏览闲书时归纳出来的，但缺乏告身的种种不便已经可见，所以五代时"官卑者无复给告身"的制度，自然会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的不满。迄后唐明宗时，刘岳任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专折提出"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的失误，"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刘］岳始也" （《新五代史·杂传·刘岳》）。 宋代告身制度的史料比唐代丰富得多。据《宋史·职官志》记，神宗元丰改制时的规定，"凡入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到哲宗元符时，给告范围放宽到承信郎（属小使臣八阶列，当时属于不入品）以上。告身由隶属吏部的官告院统一制作，所用绫锦裱带等材料，均属定点生产和供应的"法物"，民间企业敢"仿效制造及买贩服用者"，都算犯法。告身所用绫纸、幅数名色、裱带、网轴等装饰，都按官位高下分12个等级。如第一等官告用于三公、三少、侍中、中书令的任命，用色背销金花绫纸18张，滴粉缕金花大犀轴、色带、晕锦裱韬；第二等用于左右仆射、使相和诸王，绫纸17纸，中犀轴，色带。第12等是小绫纸5张，黄花锦裱，次等角轴，青带，凡幕职、州县官，三省枢密院令史，书史、令史，流外官，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文学、司士、助教、技术官，都给这个起码货。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的《范纯仁告身》，就是哲宗元三年（1088）范纯仁官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时发给的告身原物，对照《宋史》记载，属第二等，由17张色背销金花绫纸连接而成，全长635厘米，宽 25.4厘米。关于这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的发现，最初见于日本宋史研究专家近藤一成发表于1986年3月日本《亚洲史年代记研究》专号上的文章，何忠礼先生以《介绍一件现存日本的宋代告身》为题，在《绍兴师专学报》1988年第一期上作了详细译述，文中还说："从格式上看，与唐代的告身几乎完全一致"，抑或唐代告身原物现在还有传世的？

古人的旅游 如今若打开电视机、报刊或登录网站，总有数不清的节目、栏目、专版、专题甚至广告，向人们鼓吹着多如繁星的旅游景点。照理说，旅游事业越是轰轰烈烈，人们就越是应该“兴高采烈”，可实际则不然，旅游景点越多，就越是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羡慕古人，羡慕古人们当年在“旅游”时的那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古时候，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率土之滨”亦“莫非王臣”。一般情况下，“王臣”在“王土”上，只要有那份情致和工夫，有可证明身份的“路引”，便可想去哪游去哪游，正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譬如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在任郎中前就已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寄情于诗酒、忘情于山川之间，在畅游祖国南北之中，他走三峡、过峨眉、去黄鹤楼、游洞庭、登凤凰台、上岳阳楼、观庐山瀑布………杜甫虽一生抑郁，晚年更是“老病孤舟”，但其年轻时也曾“裘马轻狂”地漫游吴越、齐赵、梁宋。 古人“游”的目的或者不同，但“游”的结果却在客观上成全造就了他们。正如苏辙所言，“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许多历史名人在漫游时往往还是白丁布衣，他们之所以敢于恣意“旅游”，肯定无需多少费用，无非就是舟车食宿之资，但以当时生活在那些荒江野甸、深山重林间古人的质朴而言，甚至连这些费用也能得免，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诗约略可以为证：“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茭白的果实菰米，在当时贫苦的农人眼里是上等的美餐，而他们居然肯拿出来无偿地热情款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借宿者，可见民风之淳。徐霞客在黄山时，一天去游白沙庵，有一僧名霞光者，因怕徐霞客到那里后路不熟，竟追出七里到白沙庵特意去为徐霞客当向导，其敦厚之心可鉴。

份证是有起源的，古代最早的身份证是在战国时期，有一种能证明身份的东西，那就是照身贴，这个照身贴是用竹子做成的竹板，上面刻着古代人的个人相关信息，更是要求人人都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