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岱的痴人痴事

2025-03-23 18: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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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

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

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

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

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

扩展资料: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0年?),初字维城,后字宗子,又字天孙,因著《石匮书》,人称“石公”,于是又字石公,号陶庵,晚号六休居士、蝶庵、古剑老人(一作古剑陶庵老人)、渴旦庐等,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剑门(故其自称“蜀人”)。

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史学方面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方面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年患有痰疾而长住外祖父家养病,除了因聪颖善对而被舅父陶虎溪称为“今之江淹”外,还提出过“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诗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等灼见;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则悠游自在,留下大量诗文。

崇祯八年(1635年)参加乡试而不第,因而未入仕;明亡后先是避兵灾于剡中,兵灾结束后隐居四明山中,坚守贫困,开始潜心著述,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等。

康熙四年(1665年)撰写《自为墓志铭》,颇有向死而生之意;后约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约八十四岁,逝后被安葬于山阴项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岱

回答2:

  轶事典故

  著名美食家
  明中叶以后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不但货物种类繁多,且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的比重上升,以致交换的领域,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甚至远达海外。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提高了城镇生活的水平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以致饮食消费尤其惊人。于是富豪之家的穷奢极欲,文人雅士的精究饮食形成风气,集两者之大成的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里,用了不少篇幅记述了自家的饮食生活和饮食品。
  自称“越中好吃的人没有超过我的”张岱,喜欢吃各地的特产,但是不合时宜的不吃,不是上佳的食物不吃。比如:“北京的一定要吃苹婆果、马牙松;山东的一定要吃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的一定要吃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的一定要吃青根、丰城脯;山西的一定要吃天花菜;苏州的一定要吃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的一定要吃马鲛鱼脯、陶庄黄雀;南京的一定要吃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的一定要吃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的一定要吃杨、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今浙江诸暨)的一定要吃香狸、樱桃、虎栗;临海的一定要吃枕头瓜;台州的一定要吃瓦楞蚶、江瑶柱;浦江的一定要吃火肉;东阳的一定要吃南枣;山阴的一定要吃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而且不管多远,只要是自己想吃,就不惜时间去品尝,如不一一弄到手,绝不善罢甘休。
  而且,张岱善于吃蟹,他认为食物不加盐、醋的,够滋味的就是河蟹。河蟹到十月时更加肥大,连蟹足都有很多肉。尤其足壳里面的蟹黄、蟹膏厚实而实惠。因此,他每年一到十月时节,就与友人举行吃蟹会,所搭配的菜色,则是肥腊腊鸭、牛乳酪等,在蔬菜、果品上则搭配兵坑笋、谢橘、风栗、风菱,饮品上则是兰雪茶。

  巧对对子
  陈继儒是晚明山人群体的领袖,声名远播。他与江浙士林联系紧密,他的生活方式、文艺著述对晚明的士人都有导向意义。张岱祖父张汝霖与陈继儒交情深笃,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汝霖赠给陈继儒大角鹿,眉公携至西湖,竹冠羽衣,往来于长堤深柳之下,见者称羡不已,眉公因此又号“麋公”。这样的馈赠显得十分风雅。陈继儒说:“肃之与余称三十季老友,而素心遥对,杖屦诗酒,呼吸相通”。万历三十年张汝霖带六岁的张岱到杭州拜见陈继儒,这次经历给张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终生难忘:
  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跨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张岱的对句与眉公的出句对偶工整,还带着几分揶揄嘲讽,眉公不以为忤,反称赞张岱敏捷的才思,在这样的细节中显示了洒脱的胸襟和气度。
  童年的记忆是深刻而坚韧的,就像埋入地下的一粒种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芽、开花、结果。眉公是当时的大名士,交际酬酢繁忙,他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这件事的痕迹。到崇祯元年,他对张岱已毫无印象,这一年张岱写成《古今义烈传》一书,托友人请陈继儒作序,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使他对眉公一直充满敬仰之情。虽然他与陈继儒直接接触很少,但在晚明的时代氛围中,陈眉公对于张岱来说并不遥远。在张岱的心目中,陈眉公是一位值得效法的前辈。张岱对陈继儒的风度和文章了然于心,他自己的诗文随处可见受到陈继儒影响的痕迹。陈眉公的形象已进入张岱意识的深层,参与了张岱思想的建构和人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