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玄学,实际上是魏晋时期的儒学。它是用道家的一些观点,来解释儒家的思想,名义上是道、儒结合,核心仍是儒家思想。它所以叫玄学,是因为儒家的《易经》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曾被称为三玄,而这种思想学说又是以这三部书为根据的。玄学产生于魏晋决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二:(1)自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来,今文经学派利用谶纬,使儒学变得越来越迷信、空疏、荒诞。
不少人要求抛弃这些东西,发出了“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①的呼喊,要求用新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2)经过东汉年的农民大起义,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冲击,在人民群众中的欺骗作用大为削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为统治者服务,于是玄学便应运而生。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动乱,很多士人感到上进无路,思想苦闷、消极,倾向于“玄虚淡泊,与道逍遥”,这也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比较早的是何晏和王弼。何晏著有《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著有《易注》、《老子注》。玄学稍后的①《后汉书·仲长统传》。代表人物是康和阮籍,再后是向秀和郭象。玄学是一种以“无”为世界万物之本源的哪心主义本体论。他们根据老子、庄子的一些观点认为:“天地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①何晏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③王弼说:“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
而“无”又是“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得而知。”④这就是说,作为世界万物的“有”,都是由“无”产生的,而“无”又是一种看不见形,听不到声,非常神秘、不可认识的精神实体。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它完全是为士族大地主服务的。它要人们忘掉外部世界,把一切都消融在内心中,通过玄思冥想,去认识、把握那个至高无上的“无”。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有谁还去进行反抗呢?更为奇妙的是,玄学派虽然宣传万事皆本于“无”,但他们并不否定名教,认为名教和“无”是一致的,并且是从“无”产生出来的,因此,人们必须遵从名教。
“立名分一定尊卑”,是他们的实质性的目的。王弼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也。”⑥尽管他们把道理说得那么虚无玄妙,不可捉摸,但说到关节处,还是为了那个“少”和“寡”。以寡治众,以少统多,鲜明地昭示了玄学的阶级属性康和阮籍在曹魏与司马氏争夺权利的斗争中,站在鲁氏一边,曹氏失败后,他们思想很苦闷,但于司马氏的迫害和压力,不敢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思想上谈玄说虚,行动上放纵颓废。稿康能“爱不于情,忧喜不流于意。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①这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消极差世之见。
由于他们痛恨司马氏一方面抱住名教不放,一方面又篡权弑君的卑劣行为,因而曾猛烈地抨击名教和礼法,借以抗议司马氏玩弄名教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行径。嵇康明确表示自己“每诽汤武而薄周孔”②。当时有人视“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很不赞成,他“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臭腐”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③阮籍把那些所谓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他们是以礼法为掩护的害人虫。他还尖锐而明确地指出:“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④因此,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这些言论,在当时和以后都有进步意义,但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不可能真正否定名教,他们所最关心的仍是门阀地主的统治是否巩固。
嵇康说的:“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交通,天人交泰。”⑤这大体上表达出他们的政治目的。向秀和郭象是西晋末年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们通过注解《庄》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由于反玄学派的不断批判,向秀和郭象已经改变了早期玄学派“以无为本”的提法,提出了“造物者无主而物自造”①的观点。郭象这个人能说会道,“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②他表面上否定有一个造物主存在,但他又认为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一个复杂的、搞不清楚的问题。这个搞不清楚的问题他称之谓“玄冥之境”。这就又回到唯心主义的道路上来了。
世间万物通过“玄冥之境”,自然而然地“独化”而生。对于“独化”而生的各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③这样,他就为统治者提供了非常精妙的思想统治武器。根据这种理论,郭象要人们重视“独化”,任其自然。而君主制也是一种自然。“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之道,必至之宜。”④君臣上下,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犹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他要人们尊重这个“天理自然”,不要胡思乱想。
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就能够安于其位,乐于其贫,“小大虽殊,逍遥一也“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玄学尽管他们有时谈得很玄远、迷茫,但一接触政治问题,他们还是要积极为门阀制度服务的玄学作为一个学派是极端腐朽的。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为两点:(1)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一些谈玄之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不着边际,毫无实际意义。司马昭曾说阮籍是“天下至慎”之人,“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这种清谈之风越刮越大,不知影响、麻醉了多少人。西晋所以短期而亡,与此不无关系。王衍为石勒所擒,临刑前说:“鸣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一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2)颓废、放纵。他们自视清高,放荡无羁,不与“世俗”为伍。有的人纵酒狂饮,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蔽。别人讥评他,也不以为然,还说自己是以天地为屋,以居室为衣。这种颓废、放纵的精神状态,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玄学代表了门阀地主的愿望和要求,适应了他们腐朽没落、消极空虚的精神状态。随着门阀地主的败落,玄学自然也就衰落了。